记者：您从传统国画到当代绘画，又回归国画，再到当代艺术，舍弃笔使用其它工具。到了 2013年，您把画室搬到废墟里，把废墟与水墨相结合。纵观您的艺术之路，其实基本都没有脱离水墨。请谈谈这种绘画图语言转换背后，您的思想历程。

　　李纲：我觉得我是很难脱离水墨的，因为我这一生之中前二三十年曾经是企图在摆脱水墨的。后来我觉得到四十不惑，还是脱离不了水墨，那说明这本身就是我所处的人生状态了。我觉得目前我所感悟到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水墨问题，可能这是一个思维状态。包括整个艺术借助的手法，可能会跟水墨有关也可能无关，但这种思维状态是我没有办法去脱离的。这也就是我所谈的“东方状态”，我觉得回归到媒材点上讲，它还是要落到水墨上。

　　很多东西都是个人化的，不是一个很公众化的东西。水墨艺术不能当做一种流派，尤其是说当代水墨，当代水墨首先是有一个当代社会状态的，这不仅仅指你所使用的媒材而已。另外，当代水墨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潮流。我一直在做水墨，但也一直在极力地消减水墨，包括我现在所做的其实很多都是用丙稀等材料，所以如果现在不说我是水墨艺术家也无妨。

　　记者：您曾说过“很多新的东西已经逼着你无法用旧的办法去做了”，您觉得障碍是什么？在您看来，艺术创新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李纲：从一开始是想叛变，叛逆。觉得原来画国画是个障碍，我必须画油画，我必须做当代，我也必须当代、当代、当代，我要叛变，我要叛变，其实最后自己啥都不是。但反而知道啥都不是，这就是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所悟到的一些东西，包括 2013 年我的《废墟》展览，在那次展览所呈现的东西，我毫无回避。因为就呈现的话，该展览看起来很当代，其实也很传统。我觉得这个与创作方法和思维方法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所以转换的就是一个艺术家面对的过去、媒材、技法、包括社会状态也好，阅读方法也好。转换后成就自身，你能不能走出来是一个关键。所以在那个展览中部分作品，我也是在陈述自己的整个创作和思考的路径。

　　记者：最近十多年的国内当代艺术喜欢强调批判性，有很多其实为了批判而批判。您怎样看？

　　李纲：我觉得这个要回到艺术本身的，确实有很多是无病呻吟，无感而发，是没有感染力的。所以凡事要有感染力，必须要有切实的感受。另外，其实如果是我没有经过水墨的转换和阵痛，我也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纯粹性”的问题，在艺术领域里面就是你要尊重、遵从艺术，做到纯粹的就是好。所谓的好，其实不是你画梅花就不好画兰花就好，不是这个意思。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历史阶段，可能跨过这个历史阶段，这个东西就会消失。评判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当代不当代，它就是有好坏之分，只能是这么一句话。

　　所谓的传统和当代，其实它不是具体的技法问题，或者是画什么，或者是做什么的问题。我觉得它主要是一种社会状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在我们这代人的身上，对于走过来的时代都有切肤之痛，而且我们是几次想叛逆，想去反抗的。但是最后其实也没办法走开，很多是宿命。我们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所以很多的东西到五十岁也就悟透了。基本上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不能干什么，仅仅也是自己知道的。所以这个状态下，我觉得是可能我把这种过去的东西看成了一种状态和经历，然后倒过来用一种状态赤裸裸的把它剖析开，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这同时也是一个观念问题。

　　记者：您未来的创作方向、创作方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

　　李纲：至于说我以后会怎么做，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是没有变的，包括现在我所构建的思维状态，对作品的理解、呈现方法和方法论。以及在这个方面，原来是障碍的东西，现在也已经变成不是障碍了，如今我倒觉得非常的轻松了。

　　方法方面，其实你看我的画应该有这种感受的，我平时都是在做一些没有意义，或者是做一些非常平凡的事情，然后我突然来一个撕裂。其实我的平淡是为了撕裂，是为了给撕裂制造一种深入感。所以我的创作状态就是这样的，看似随意的画画写写可能就会做出来一件“另类”的作品来。(记者 / 陈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