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是一大苦事，并非乐事。如果是两三千册，或许还好对付，要是上了一万册，恐怕一般人都要有点难过了。住房有限，人都仄居，何来书的地盘?于是书橱之外，不免堆在地上，摆在案头，甚或占据床位。如果堆到如山积一般，那就有书等于无书了，恰似华君武一幅漫画的标题一样：书到用时方恨多。硬就是找不到你需要的那一本书，无奈之下，只好再去买一本，这一来，书就越发多了，屋子就越发逼仄了，人就越发渺小了。

　　不但我如此，我的老师如此，我的同学朋友莫不如此。我这一世只见过一位藏书阔气的。1986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我的隔壁办公室是一位梵文教授，其书评在学界有令人震摄的威力。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家作客。那才叫气派：一间四五十平米的书房，四壁都是书。层高三米有余，顶上的书自然是要用梯子才拿得到的。又一间六七十平米的地图室，中间是一张长四米以上宽三米有余的大桌子，专门用来看极大幅的地图。当然做习明纳工作坊讨论班也极合适，因为周围一圈都是长条板凳。此室四周依然是从天花板到地面的壁橱，但没有橱门，书伸手可及。最后，又领我到书库。那是与住宅分开的一座独立平房，约近百平方。里头一色铁书架，我没有细数有几架，只是感到有点晕眩。一个私人，有这样的藏书，想找什么就是什么，天下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吗?堪培拉地广人稀，许多住宅不建二楼，有的是地盘。这位教授的房子就是如此，一色平房。我在想，一介平民如果也有天禄琳琅的话，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十多年前，我误打误撞，在住房之外又买了一套底楼的小房子专门用来放书，所有墙面用来做固定的书架，从天花板到地板，还占用一半客厅做了五个3×2.5×0.5米的可移动钢书架，但是这只能解决大部分藏书的上架问题，仍然有部分书要堆在地上。由于移动书架沉重，自然只能做在底楼，但是上海的黄梅天是可怕的，底楼尤其潮湿，于是书发霉，长虫，甚至有一次还被从不知哪里混进来的老鼠咬烂了好些。于是藏书只剩下了烦心，何乐可言?

　　然则如此说来，藏书真是毫无乐趣了吗?倒也不尽然。五六年前，为了纾解住宅过于逼仄之困，换了一处新居。搬家以后，因为没有时间整理，遂胡乱上架。不料在上架之时，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有一册初版本的《国故论衡》，就是1910年日本秀光舍印的那一版。何处何时所得，浑然已忘。当然，以黄永年先生看来，这也属于他说的扔在地上他也不会要的一类书。不过再仔细一看，竟然是章太炎先生的自校本，其中朱墨两色校改的蝇头小楷不能不让人觉得可亲可宝。于是再思再想，这藏书诚是苦事，但有时有这一乐也就抵得千般的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