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格尔

　　1955年诞生的卡塞尔文献展是当今最受瞩目的国际艺术大展之一。距离2007年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幕还有一年时间，但是策展动向已备受全球艺术界瞩目。近日，本届文献展艺术总监和策展人罗格·比格尔(RogerM.Buergel)与诺雅克(RuthNoack)夫妇开始在全球宣传文献展和挑选艺术家，并来到中国参加“当代艺术奖”的评选，也顺带发掘参展艺术家。期间，他们就文献展最新进展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受国际关注等问题接受了本人访谈。

　　诺雅克

　　周文翰：据说2007年的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目前没有确定大的主题，但是你们分出了“现代是我们的古代”、“赤裸的生活”和“教育”三个部分，这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诺雅克：我们期望创造前所未有的展览形式，所以提出这三个动机。首先，三者不是完全分开的，有逻辑上的联系，在现代化这个背景下，关注人的生存和知识、艺术的传承问题;其次，这三个动机也不是我们推导出的概念，而是我们在世界各地调研，根据观察到的艺术家的生存方式、艺术品的生产方式提出的，可以看成是看待艺术的三种方式。

　　周文翰：另外，你们还提出一个全球性的杂志项目，邀请80家杂志参与讨论和展览，对宣传来说这是个精明的策略。

　　诺雅克：80家媒体———不一定是杂志，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就没有一家艺术杂志，我们打算和当地的一家广播电台合作，因此，只要是与杂志、纸质媒体相似的媒体就行，而且媒体之间可以联合，在资源上共享。在中国，我们也在寻找与更有影响的媒体合作。

　　周文翰：你非常重视媒体，是什么原因让你认为媒体在艺术世界扮演重要角色?

　　比格尔：仅仅展览是有局限的，我们要通过杂志和媒介来放大展览的议题，引起讨论。对策展人来说，编辑和制作文本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

　　此外，我们也关注教育，看展览是一种教育方式，在媒体上讨论和介绍也是教育。

　　周文翰：从1955年发展到今天，卡塞尔文献展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人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加政治化，你怎么看?

　　比格尔：这取决于你怎样定义“政治”。事实上，当卡塞尔文献展1955年诞生的时候，已经有政治性在内，二战后德国文化界、艺术界和公众都在思考如何凝聚共识，再次回到一个阵营中。文献展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物质上。

　　周文翰：另外一个变化也许是受国际化、全球化的影响，这给你们的工作，以及整个策划和艺术创作提出怎样的挑战?

　　诺雅克：因为文献展已经有这方面的文化和操作的基础，所以我们并不觉得开展工作有多困难。

　　对今天的展览来说，当你把不同地方的作品带到任何一个新的展览空间的时候，往往会丧失它们的文化特性和针对性，比如德国的观众可能无法理解一件来自北京的作品为什么要这样，无法辨认出更多的信息。但是世界就是这样，当德国艺术家的作品到中国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展览不希望造成这种错觉，因此我们才需要更多的讨论、展览，来促成更为多元的理解。

　　周文翰：上一届文献展吸引了65万观众，你们是否计划吸引更多观众?

　　诺雅克：没有，你知道，卡塞尔这地方一共只有20万人，一下子来那么多人并不是好事，这次展览的规模比以前最大的时候要小很多。

　　周文翰：评选“中国当代艺术奖”让你们看到许多中国的艺术，你们怎么看他们的整体面貌?

　　比格尔：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跳跃性的发展，有大量的作品，价格也非常惊人，但是在国际上的很多展览、拍卖中也有不少艺术垃圾来自中国。

　　诺雅克：我看到了一些有冲击力的作品。但是我注意到，目前中国已经有完备的艺术学院体制和批评家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缺乏辩论和活力，而当代艺术完全是靠画廊、拍卖行等商业机构来生存，这种结构非常脆弱，也很危险。(20060515节选)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