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仲冬圣诞时，得台北一出版社的电子邮件，说我的艺术评论集《图像丛林：当代艺术批评》已开机印刷，新年上市。掐指一算，这是我的第十一本书。其实，早在出版第十本书时就想停笔反思，否则整天忙忙碌碌，写出一堆文字垃圾，既不环保，也无益身心健康。

　　从1987年完成第一部书至今，25年匆匆过去，第十一部书出版之际，另两部书也即将面世，几乎是两年一书。与那些每年一书的写作快手相比，我自愧不如，但转念一想，反正不写通俗读物和学术快餐，少也无妨。过去写作，总是不急不紧，写得认认真真，但最近几年却染上了浮躁的时代病，有时约稿多了，便穷于应付，制造文字垃圾。

　　说起文字垃圾，读者可到网上看看，会发现铺天盖地。在这万民狂欢的年头，上网发帖没有门槛，网上充斥着文理不通的顽童作文，标志文明程度的写作水准一落千丈。到如今，已没什么人将写作当成圣神的精神追求，而只是消遣罢了，甚至当做无聊之举。

　　二十五年前出版第一本书，算是人生大事。为了早日得到样书，我急不可待地从出版社跑到印刷厂，向印刷工人自报家门，然后将一本刚印好尚未装订的书，一把揽入怀中，也顾不得油墨未干，赶紧翻阅，弄了个十指苍苍油墨色，像是卖炭翁。那时的激动，至今犹记。

　　半年前在北京出版的第十本书，是我选编的译文集，翻译团队有十几位译者。开工前我告诉大家：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书，但无商业价值。如今的图书市场，商人重利轻学术，学术书市场小，译者的稿费低，低到不足挂齿。文集上市后我又通知众译者：我身在北美，夏天才能到北京处理稿费和样书事宜，若有急需样书者，可先去书店购买。出乎意料的是，没几个译者购书，大家几乎异口同声：不急、没关系。

　　是的，现在的文人已看淡了出书，因为门槛太低，付钱就行。出书也如网络发帖，什么人都能写作，什么书都能出版。据我所知，文明世界的出版界，只有中国出售书号。这是无本万利的赚钱之道，虽然各出版社每年的书号使用量有限，但书号本身却是无限的，只不过由政@府发放而已。于是，这一巨大的垄断行业便有了出售书号的无形商品，出版社不需劳动生产，便可坐地生财。

　　曾有港商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欲将香港书号卖给大陆作者。未曾想，大陆的出版业由政府监控，港版书未经许可不得在大陆上市，香港书号毫无价值。这就像私盐犯法，烟酒由政@府专卖，香港书商到大陆淘金的不义之梦只是一枕黄粱。

　　话说回来，大陆的出版社收了作者的书号钱，出书后通常会将书交给作者，由其自行销售或赠予亲朋好友。但有的出版社自恃名号大，收了书号钱，出书后只给作者一些样书，其余径自拿到书店出卖，售书所得与作者无缘。这种霸王条款的出版协议，愿打愿挨，谁让作者要自费出书呢。我的《图像丛林》在台湾出版，不需付钱购买书号，虽不能在大陆上市，但在台湾和海外书店有售，自然也能赠送国内的亲朋好友。

　　国内作者花钱买书号，写作变成了商业行为。结果，过去学者文人引以为荣的“一本书主义”，现在便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出书易如唱卡拉OK，所以，我的译者们不急着看样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此情，看重写作看重出书的人，的确应该暂时停下笔来，平心静气反思一番。我的反思来自译文集在海外的经历。当我将这部书送给其中一文的原作者时，作者喜不自禁，举着书告诉同事：我的文章译成中文了，文集在中国出版了。其喜悦之情，与我25年前如出一辙。

　　虽然我会继续用中文写文章，但写书却改用英文。印第安人说今年是世界的终结，我觉得是新时代的开始，至少，是我开始了写作的新阶段。无论终结还是开始，写作都得从头来过，惟其如此，笔下文字方能经得起推敲，若仍然制造文字垃圾，那就不必写作了，文化环保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