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二字，源自汉代未央宫的藏书阁“天禄阁”。“琳琅”，则是借美玉来喻指珍贵图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赵前介绍，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命人选择宫内善本置于昭仁殿，以供御览，并亲笔题写了“天禄琳琅”的匾额。可惜的是，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殿的“天禄琳琅”藏书，现在学界只能凭借大学士于敏中等人编写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来推测当年的收藏情况。

　　“《石渠宝笈》是清内府收藏历代书画的目录，《清明上河图》《兰亭集序》等都在其中。《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的性质与之类似，是用来著录善本古籍的。”赵前说，《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大多留存于世，但因为那场大火，《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的420多部善本，包括70多部宋刻本、20部影宋抄本、80多部元刻本都没了踪影。

　　不久，乾清宫重建完成，“天禄琳琅”的复建也随之启动。在此后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以下简称《后编》)中著录了664部善本，其中宋版200多部、元版100多部。经鉴定，尽管《后编》部分藏书并非宋元版，但规模几乎超过了火灾之前。

　　虽然复建后的“天禄琳琅”称得上琳琅满目，但百年之后，这些善本仍难逃四散飘零的命运。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说，到同治年间，就陆续有“天禄琳琅”藏书从宫中流入民间，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多次以赏赐之名将已属公有的部分“天禄琳琅”藏书与其他文物一起转运出宫。到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时，属于“天禄琳琅”的典籍只有311部，这批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溥仪盗运的“天禄琳琅”藏书，先是在天津英租界保存，后转移到长春伪满皇宫，抗战胜利后又辗转沈阳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于1958年拨交至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除了国图和台北故宫，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经过多年调查，找到了近610部“天禄琳琅”藏书的下落——它们分散于海内外数十个公私藏家。然而，《后编》中著录的664部善本，至今仍有50多部下落不明。它们尚存于天壤之间吗?这是众多学者和藏书家期待解开的谜题。

　　故宫博物院1958年拨付北京图书馆的200多部“天禄琳琅”藏书，其中有些是残本。1959年，在编制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时，馆员就将一部来自“天禄琳琅”的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刻本《春秋繁露》著录为“存十五卷，卷三至十七”。30年后，在重编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十七卷《春秋繁露》已成完帙。这两卷的补齐，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书林佳话。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致忠至今记得，那是1975年的一个春日，当时在善本部工作的他，看到了一封天津藏书家周叔弢托人捎来的信。信中说，天津古旧书店有两卷《春秋繁露》，似为宋刻，已叮嘱书店的负责人留住此书，待北图派人看过之后，再行定夺。

　　李致忠随即和同事丁瑜一起赶往天津，先是拜访84岁高龄的周叔弢，然后带着他的手书再到天津古旧书店与负责人接洽，最终以200元的价格将此册购回。

　　直到回到北京，将此册与馆藏残本两相对比之后，李致忠才敢断定：“这两卷《春秋繁露》就是‘天禄琳琅’原藏那部的第一册，封面书签都还是宫中旧物，且钤有‘天禄琳琅’的那几颗大印。一部分散多年的珍本秘籍又珠联璧合了。”

　　汉代董仲舒撰写的《春秋繁露》，后世传本极多，但善本很少。这部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字体端庄，刀法严整，墨色精纯，开本宏朗。清代学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使用《永乐大典》所存版本详为勘订，对于这个版本的评价是“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但此本自明初便销声匿迹，四库馆臣当年也无缘得见，只能从《永乐大典》中窥见其大概。大概是乾隆末嘉庆初年，它入藏了清宫，又历尽沧桑，最终在国图团聚。

　　像《春秋繁露》一样，国图多年来通过捐赠或购买等途径又入藏了数十部“天禄琳琅”藏书，才形成了今天279部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