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次拍品【清乾隆青花耕读图胆式瓶】为雍乾之际景德镇窑业精进的重要见证，其型恢宏修长，高逾二尺，其因形若悬胆而得名，通体绘以青花《耕读图》，乡野间，耕作者负犁牵牛过桥，水牛似有留恋之意，止步不前，耕者回顾呼喝，神态极为生动;江畔上，读书者三人分见于亭阁上下，全神贯注阅书，一仆童煮茶于旁，江风拂面，好不惬意。画中近处嘉木葱郁，远处峰峦迭起，其间石径蜿蜒，山溪飞流。布局构图，上密下疏，以波光粼粼的空旷江面化解叠石重重的凝厚，同时更突显出“耕读”的主题涵义。其青花发色沈静典雅，分水技法纯熟，画面意境高妙，得宁静清寂意趣。纵观全图，放笔纵墨，轻盈飘逸，佳境之美得妙趣于天然。

　　清乾隆 青花耕读图胆式瓶 5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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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中山石嶙峋、层叠多变之状，为本品独特之处，其施画技法与雍正时期宫廷绘画风格一致。其施用的小斧劈皴法深为雍正皇帝个人所喜好，同类之例遍见于雍正朝宫廷绘画作品之中，例如清宫旧藏雍正朝《胤禛行乐图》册页之“弹琴图”、“刺虎图”和雍正十二美人图之“赏牡丹”所绘饰的山石之状一如本品所绘。然而该山石绘画风格却不常见于雍乾时期的瓷器绘画之中，故谓之独特。

　　▲ 图一 胤禛行乐图册之弹琴图

　　▲ 图二 胤禛行乐图册之刺虎图

　　▲ 图三 雍正十二美人图之“赏牡丹”

　　本品所书为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款，不甚规整，初看写法潦草不规整，笔道间透出一股生拙之气，但又明显区别于同时期民窑写款。本品虽然明确为乾隆时期之物，但其画法流露典型的雍正朝风格，由此可以推知其烧造时间必为乾隆早期，否则不可能保存如此鲜明的雍正遗风。

　　▲ 清乾隆青花耕读图胆式瓶款

　　检视清宫旧藏，目前所见有一例【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图胆瓶】与本品最为相近，无论造型尺寸还是写款风格皆一致(图四)，应该同出一人之手的器物，高58.5厘米，同属大器系列，青花发色、胎釉特点，二者相同，皆尚存雍正前朝遗风，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耿宝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图版119 ，页133 。所绘人物恣意生动，传神逼真，画师水平一流，绝非庸手所为。因为后者乃清宫旧藏，来源清晰，所以，可以明确认定本品乃是当年贡御之物无疑。

　　▲ 图四 清宫旧藏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图胆瓶

　　▲ 清宫旧藏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图胆瓶款

　　另外，可资参考者尚见香港苏富比2008年4月11日春季拍卖会第2830号和中国嘉德2017年秋拍第2955号【清乾隆 青花松石寿鹿图大橄榄瓶】，高68.5公分，此二者构图纹饰一样，应为配对之作(图五、图六)，写款为乾隆六字篆款，亦不甚规整，与本品所书相同，应出自同一位写款人。其主题纹饰松鹿献瑞图绘画水平高超，如此忠实在瓷坯上还原出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画风，恐怕绝非御窑厂工匠可以胜任。因此，笔者曾推论出此二瓶的创制者的身份最有可能的是当时师从郎氏或受其影响的宫廷画师。

　　▲ 图五香港苏富比拍品乾隆 青花松石寿鹿图大橄榄瓶

　　▲ 图五香港苏富比拍品乾隆 青花松石寿鹿图大橄榄瓶款

　　胆瓶为古代瓷器典雅之式样，臻于宋代，盛于后世，乾隆皇帝对其优雅之形颇为欣赏，曾多次赋诗题赞，并在诗注中说明：“胆瓶、纸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如《宋瓷胆瓶》中即赞咏：“恰似白描吴道子，观音妙相手中持。”(见《御制诗二集》卷之三十七)。作为花器，胆瓶更是深得宋明文人所推崇，明末《瓶花谱》记曰：“瓷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书室中妙品。”乾隆皇帝追求文人之风雅，亦好宋明花道，对此当然也极为认同，清宫旧藏《弘历古装像图》之中，乾隆皇帝一手执笔，若有所思地坐在案前，左侧矮几上置放素雅胆瓶，插以横欹二枝梅花，极见逸趣。除了对古胆瓶仰慕以外，乾隆皇帝还积极选择自己喜爱的纹饰和色釉品类，命御窑厂依胆瓶式样烧造，艺术水平非凡多姿，比如乾隆早期的挚爱御瓷——洋彩之中就不乏胆瓶之例，而且数量不少，多达六对，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华丽彩瓷——乾隆洋彩》页142-152，图45-50)。相关档案记载可见于清宫档案记载，如《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二年载：“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著做瓶样画些呈览，准时交与唐英，将填白瓶烧造些来。钦此。

　　于本月十三日，画得胆瓶纸样一张，双环蒜头瓶纸样一张……玉环纸锤瓶纸样一张，小胆瓶纸样一张，天盘口纸锤瓶纸样一张，首领吴书持进，交太监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档案所说“填白”瓶当是专烧制为珐琅彩所用白釉素胎瓶。目前常见乾隆御瓷胆瓶高度多为一尺之内，唯独本品与北京故宫所藏者为乾隆胆瓶尺幅最大的实例，高近二尺。

　　清乾隆 青花耕读图胆式瓶另一面

　　本品与故宫所藏者，在绘画题材的蕴意上相互呼应，前者为耕读，后者为琴棋书画，皆古代文人精致惬意生活的基本内容。耕与读则表达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人生境界的向往。“耕”即从事农业劳动，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即读书，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

　　古之耕读包含多种含义。首先是指躬耕读书，即勤于耕作，发奋读书。诸葛亮《前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古人认为耕田与耕书同为一理，只有耕作才会有收获。耕读也可以指开化蒙昧、教化民众。在耕作之余，读点圣贤书，潜移默化地接受礼教的熏陶和圣哲先贤的教化，学习做人的道理，移风易俗。“劝化风俗，务以耕读为业。”耕读还可以是一种思想境界或归隐情怀。古代有不少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的人，他们“耕读自怡”、“耕读自乐，不求闻知于人”。

　　耕读传家观念在社会士人阶层当中广泛传播,与北宋仁宗时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攸关。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

　　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江南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为赵宋宗室,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今桓台)的王氏等,也均以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耕读传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孟子，尽心上》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诗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读山海经》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和郭主簿》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的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

　　作者 黄清华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唐英学社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