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螺钿漆器是嵌蚌饰漆器的通称，周代称为蜃器，主要作为祭器使用。商周螺钿漆器多出自当时王畿内大型墓葬，主要有豆、罍、方彝、案、俎、禁、抬盘、鼍鼓、磬架、车等，以豆、罍为多，花纹由彩绘与蚌饰组成，蚌泡的孔内嵌绿松石片。蚌饰较厚，厚度在1毫米以上。漆器嵌蚌饰后再彩绘，多为红彩。墓主身份等级很高，有商王，也有公卿或侯伯等。螺钿漆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夏代，周代有专门的“掌蜃”官负责管理蜃物，西周以后，螺钿工艺衰落，唐代复兴。

　　“螺钿”是一种嵌蚌饰工艺，螺钿漆器是嵌蚌饰漆器的通称。“螺钿”之名出现时代较晚。成书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有“螺钿经函”。北宋方勺在《泊宅编》中称之为“螺填”。《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七记载陈武帝“私宴用瓦器、蚌盘”，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注：“蚌盘者，髹器以蚌为饰，今谓之螺钿。”由此可知，宋末元初也称漆器嵌蚌饰工艺为“螺钿”。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也有“螺钿”之名。明代漆工黄成《髹饰录》记载：“螺钿，一名甸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即螺填也。百般文图，点、抹、勾、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可见，至迟从唐代开始有“螺钿”之名，后来也有“螺填”等称谓。

　　关于商周螺钿漆器，已有一些学者做了相关研究。近些年来，商周螺钿漆器陆续出土，材料稍多，一些问题得以综合分析和深入探讨。本文即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考古新材料及相关文献记载，并参考商周以前和以后漆器，对商周螺钿漆器进行综合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商周螺钿漆器的考古发现

　　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螺钿漆器保存不好，木胎基本已朽，仅存痕迹及蚌饰，有的可辨器形和纹饰，有的尚可复原。下面择器形比较明确者(表一)进行重点分析。

　　(一)豆

　　商代螺钿漆豆出土数量很少。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001出土漆案内有5件豆，案外还有2件豆。豆的形状、大小略同，花纹不同。其中一件全器外面刻有纹饰、涂红色。围绕盘外为一周圆葵纹，足上部为兽面纹，其下为三角叶纹，兽面之间有凸起的纵行棱脊。这7件豆与案似为一组器物。从彩图上看，豆表面似嵌蚌片(图一，1)，兽面的眼部应嵌蚌片，也可能为石片，已不存(图一，2)。

　　国墓地竹园沟M4出土4件豆，M7出土2件豆，豆盘外壁均嵌一周蚌泡。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260出土3件豆，器形相同。第一号漆豆在豆盘的口边和底边各有一周红彩，在盘壁的中部有两周平行的宽条红彩，其间均匀镶嵌一周九枚蚌泡。每枚蚌泡的周边和中心各画一个红彩圆圈(图二，1)。第二号漆豆的豆盘外壁也均匀镶嵌一周九枚蚌泡，蚌泡中心有一孔，周边有一圈红彩。豆盘外壁红彩已模糊不清。柄外壁用各种蚌片拼镶成图案，周壁可能有三条纵向的长条形小蚌饰，其间上部嵌一对圆形小蚌泡，下部嵌一对椭圆形小蚌泡。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26出土3件豆，叠置在一起，器形、纹饰相同。里外褐色，盘外壁嵌蚌泡，各蚌泡之间加嵌方形小蚌片。蚌泡中央钻孔，中心及边缘各有一周红彩。柄外壁用蚌片拼镶成图案，都已不完整，正面为方形小蚌片拼接成两道勾弧线，其下有两个椭圆形蚌泡，或是象征兽面纹。长安张家坡M115出土2件豆，形状相同，盘外壁嵌八枚蚌泡，蚌泡上以红彩画圈，柄中部嵌小蚌泡及菱形蚌片，小蚌泡上也涂红彩(图二，2)。

　　山西、北京、河南也有西周螺钿漆豆出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4件豆，形制、大小基本一致。豆盘内髹红漆，外髹红漆为地，均匀镶嵌一周八或九枚蚌泡，蚌泡中心有小圆孔，孔周及蚌泡外缘各环一周红漆线。蚌泡间用黑漆线绘由两个变形云雷纹组成的柿蒂纹。柄上亦髹红漆为地，柄中部嵌有一周三组由蚌片组成的兽面纹。柄与豆盘连接处兽面纹之间有一周三枚横向、等距离的椭圆形蚌片，蚌片外有黑漆线纹饰，豆柄与圈足连接处用黑漆双线勾一周弦纹，中间夹一周红色弦纹。圈足嵌三枚梯形蚌片(图二，4、5)。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1009出土漆豆的盘外壁嵌一周蚌泡，其间饰小型蚌片。柄部饰由蚌片和漆绘构成的饕餮纹(图二，6)。镶嵌的蚌饰大多是磨成厚不足2毫米的薄片。其中，蚌泡应厚些，厚度或在2毫米以上。河南洛阳庞家沟M410出土一件已缺失圈足的瓷豆盘，外面有朱、黑色的漆片，上面镶嵌有两排蚌泡。发掘者认为这件嵌蚌泡的漆器(M410∶9)应是瓷豆的器托(图二，3)。这件漆豆或可单独使用。

　　(二)罍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63出土漆罍，红褐色漆器外壁有用小蚌片镶拼的图案。中央似为一大圆圈，周围有卷云纹等，可能是罍一类较大型的漆器(图三，2)。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2件漆罍，器形、纹饰、大小基本相同，放置在长方形漆案上。腹部有两个对称大耳。通体髹红漆为地，用黑漆线绘制纹饰。器盖和器身肩部、腹部镶嵌有不同形状的蚌饰。盖顶有一凸起的圆泡形，中心嵌一小圆形蚌饰，蚌饰外缘描一周黑漆线。盖面有一周五个凸起的圆泡形，中心均嵌一小圆形蚌饰。主体纹饰带位于颈下部，以黑漆为地，以红漆描绘出三组两两相对的凤鸟纹。肩部有一周计七个凸起的圆泡形，泡上饰涡纹，中心嵌一小圆形、外缘描红漆线的蚌饰。圆泡之间各饰一由左右对称的变体雷纹组成的柿蒂纹，蒂中心嵌一圆角长方形蚌片，蚌片外缘描一周红漆线。耳两端面亦饰一组相对的凤鸟纹。上腹部纹饰与肩部相同(图三，1)。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1043∶68，朱地褐彩，通体的花纹由蚌片镶嵌和彩绘组成。器盖用蚌片镶嵌木雕兽头，有眼、角、耳，兽头之间有圆涡纹，颈部用蚌片和彩绘组成凤鸟纹带。肩部和上腹部均为用蚌片镶嵌成的圆涡纹和漆绘花纹带，下腹部为蚌片和漆绘构成的饕餮纹，圈足之上镶嵌着多组长方形蚌片，器耳为两只由蚌片镶嵌和彩绘构成的带冠凤鸟，大鸟在上，小鸟在下(图三，3、4)。有研究者复原该罍带四耳(图三，5)，暂存疑，似应为两耳。镶嵌的蚌饰大多是磨成厚不足2毫米的薄片。

　　(三)方彝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1件。盖似四面坡状，顶端有钮。器身近长方体，四角圆抹，圈足。盖面残留黑、红漆饰。器身分三层纹饰，第一层正面与端面以蚌片镶嵌兽面，衬以红、黑漆饰。第二层四面居中处嵌圆角长方形蚌片，周围勾红漆线，两侧以红漆线描出对称三角形雷纹。第三层四面居中处嵌三道蚌片，四角以蚌片镶出兽面(图四)。

　　(四)俎

　　陕西长安张家坡M115∶8，上部为长方形盘，口大底小，四壁斜收，盘下接四足方座，四周镶嵌各种形状的蚌饰组成图案。漆色暗褐(图五)。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BK11-1，长方形面板，四个长方形足。俎面饰一周黑漆边，其内为红漆，足面有黑漆、红漆并镶嵌蚌片。

　　(五)案

　　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001出土圆形托盘类器，短壁外扬，内底平，似有大圈足。器壁内面刻有一周纹饰，似为蝉纹，内底似有一周云纹，壁外面也有刻纹并嵌石片。内面涂红色。推测此器应为案。从彩图上看，案表面应镶嵌有圆形蚌片(图一，3)。

　　(六)禁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2件，形制、大小相近。禁面呈圆角长方形，其上均匀排列着三个平底浅盘。禁面髹红漆为地，以黑漆绘纹，纹饰已难以辨认。2008SYDM1-K6︰2，盘口沿高出禁面约1.5厘米。禁侧面镶嵌一周蚌泡。蚌泡厚约5毫米。蚌泡外缘环一周红漆线，蚌泡间还有红地黑纹。足板上以红漆为地，镶嵌蚌泡和长方形、折角形蚌片，蚌饰遗失不全。侧面上的纹饰是以支板拐角为中心的兽面纹，蚌片外有用红漆线描边的痕迹(图六)。

　　(七)抬盘

　　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001出土3件，形状、大小、纹饰全同。长方形舆，状如床，中部稍凹，两端各出二柄，似为平底。两端各有一个半立体雕刻的兽头，弯角、额心方棱纹、两眼皆用石片嵌成，牙齿为蚌片制成。石片间的纹饰皆刻制。此大兽头的两角间另刻有一小弯角兽头，两眼亦为石嵌片。柄为立体雕刻的夔龙形，眼、齿、头面上的重要线条、身之轮廓及其中的棱纹、三角纹皆镶野猪牙嵌片。舆边与心边的立壁上嵌一串八个“葵纹”蚌饰，蚌饰之间有猪牙嵌片连成波浪纹。舆两边向下折之竖立面近两端嵌有起棱石片。有纹饰部分全部涂红色(图八)。

　　(八)鼍鼓、磬架

　　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217西墓道出土1件双面木腔鼍鼓及木架、1件石磬及木架(图九，1)。鼓、磬、木架拆开散置。这些器物中只有石磬保存完好，其余都只在土中留下一个大概轮廓。鼓腔表面有一对饕餮纹，饕餮的周围是蚌、贝嵌成的装饰，其上下两端是红绿相间的水波以及平行的红色或黑色横条纹(图九，2)。鼓架、磬架上嵌有蚌片组成的纹饰(图九，3)。

　　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出土一类非常精美的所谓“嵌蚌漆牌饰”，实为嵌蚌木腔漆鼍鼓残存部分，鼍鼓特磬应与其他乐器组合使用，具有礼仪乐器功能，使用者身份为王侯级别。所嵌蚌饰一般厚1～1.5毫米，形状多样。蚌片周围有彩绘纹饰，底色为黑色，面色为红色，图案已不可辨。蚌片外缘用红彩描边(图一〇)。

　　(九)车

　　西周车马坑中出土的车，有的车舆嵌蚌饰。如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车马坑出土蚌泡，多位于车舆的栏杆上，应为车的装饰物。35︰18，正面凸起，有圆涡纹，中央有穿孔。河南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出土车，木质，从残存的部分漆皮看，经过髹漆。舆呈长方形。箱中部及两轮外侧均有很多蚌饰，当为车的装饰物。

　　(十)其他

　　有的原始青瓷器的盖或底座嵌蚌饰。如河南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出土2件原始青瓷瓮，底座仅存朽木和漆片，座外壁和平面以蚌片镶嵌图案(图一一，2)。还出土l件盖，中部为蚌片嵌成的饕餮纹，周围绕一圈蚌片，间有细条形朱绘。蚌片四周均用朱砂勾出轮廓线(图一一，1)。

　　还有一些墓葬中出土蚌饰，有的出土时与漆器共存，应是漆器上的嵌饰，下面略举几例。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商墓出土漆器上的虎纹和兽面纹均用加工成浑圆形、条形的龟甲、蚌片镶嵌而成。龟甲、蚌片较厚，表面凸出。殷墟西区墓葬中有10多座墓出土蚌饰，少者三五片，多者数百片。其中蚌泡分有孔和无孔两种，无孔蚌泡上刻涡纹;蚌片形状多样，可组成纹样，有的表面刻有纹饰。西周蚌饰出土数量更多。如北京琉璃河M1193出土7枚粘有红漆的蚌泡。陕西长安普渡村一号墓出土形状不同的蚌泡27枚，镶嵌在器物的周围，仅存棕黑色漆皮。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出土113件蚌泡，分有孔和无孔两种，大小不等，直径12～36、厚2～10毫米。除个别外，一般泡面无纹饰。在泡的边沿和孔沿上都有赭红色漆痕(图一二，1、2)。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出土大量蚌饰，多达420枚，形状多样，多数是大幅图案的各个组成部分。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出土圆形蚌饰。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57出土的蚌泡中，有的表面刻涡纹(图一二，3)，有的正面雕刻成兽面状(图一二，4)。

　　二、商周螺钿漆器的特征、组合及功能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商周螺钿漆器集中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主要出土于当时王畿内大型墓葬中，其中商代以河南最为集中，西周以陕西最为集中，山西、北京、山东、甘肃等地也有出土，基本分布于北方黄河流域。墓主身份等级很高，有商王，也有公卿或侯伯。

　　商代螺钿漆器出土数量少，集中出自殷墟王陵区大墓中，器类有限，主要有豆、案、抬盘、鼍鼓、磬架等。西周螺钿漆器出土数量较多，种类丰富，主要有豆、罍、方彝、俎、禁、抬盘、鼍鼓、磬架、车等，此外还有作为其他质地器物构件的螺钿漆器，如有的原始青瓷瓮的底座和盖。

　　商周螺钿漆器中，豆最多，其次为罍，鼍鼓特磬组合出土数量也较多。商代的豆，出土数量很少，可以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001出土者为代表，雕刻纹饰，外壁髹红漆，在刻纹槽内嵌蚌饰，主体纹饰为兽面纹。西周的豆，出土数量较多，以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和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1009出土者为代表，内髹红漆，外以黑红彩绘纹，豆盘外壁一般嵌八或九枚圆形蚌泡，蚌泡中心有小圆孔，在蚌泡外缘和小圆孔外缘有一周红彩。柄外壁用各种形状蚌片和漆绘构成兽面纹(饕餮纹)。罍均出土于西周大墓中，以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1043出土者为代表。通体的花纹由蚌饰和彩绘组成，主体纹饰为凤鸟纹、兽面纹(饕餮纹)。鼍鼓特磬及其木架配套使用，出土数量较多，以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217和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出土者为代表，用蚌饰和漆绘组成的主体纹饰也为兽面纹(饕餮纹)，年代属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其他还有方彝、俎、案、禁、抬盘、车等，能够辨认出的主体纹饰均为兽面纹(饕餮纹)。

　　从制作工艺上说，商周螺钿漆器与一般漆器的不同之处在于装饰方面，即嵌蚌饰。蚌饰大体上可分为蚌泡和蚌片两大类。蚌泡有的有孔，有的无孔。有的蚌饰上刻有纹饰。相对而言，蚌泡较蚌片厚，但蚌泡本身也有大小厚薄之别。根据已发表的数据统计，蚌泡厚2～10毫米，一般厚5毫米左右。蚌片的形状多样，可拼成饕餮纹、凤鸟纹等图案。蚌片一般厚2～5毫米，也有一些薄的，厚仅1毫米。可见，商周漆器上所嵌蚌饰中最薄的厚1毫米。这与相关学者的观点不合。如有学者按镶嵌的材料，将中国古代螺钿漆器分为厚螺钿漆器和薄螺钿漆器两大类，认为“两类的区分全在壳片的厚度，厚螺钿的螺片厚度一般在0.5至2毫米之间，薄螺钿则一般在0.5毫米以下。厚螺钿又称硬螺钿，薄螺钿又名软螺钿。中国早期螺钿漆器，都是厚螺钿即硬螺钿漆器”。考古发掘出土商周螺钿漆器表明，这时的蚌饰较厚，厚度多在2毫米以上，一些薄的为1毫米，并非“0.5至2毫米之间”。

　　从出土的蚌饰看，其边缘一般有一周红彩(见图一〇，4;图一二，1、2)，个别的为一周黑彩，如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漆罍，盖顶有一凸起的圆泡形，中心嵌一小圆形蚌饰，蚌饰外缘描一周黑漆线。由此推断，在螺钿漆器制作过程中，先嵌蚌饰，然后彩绘，多为红彩。为何有的蚌泡中心设孔，孔外也有一周红彩?根据考古发现的个别保存较好的蚌泡推断，蚌泡中心孔内原应嵌绿松石圆片，在绿松石圆片与蚌泡结合处涂一周红彩。如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001出土蚌泡R3773、R3765，面上分别刻五涡旋线和四涡旋线组成葵纹，正面圆孔内分别嵌一绿松石圆片(图一三，1、2);R3601，有四T形涡旋片，正面中心有一小圆穴，其内嵌一绿松石圆片(图一三，3)。

　　从螺钿漆器自身组合看，豆与案、罍与案(案未嵌蚌饰)、鼍鼓特磬(磬架嵌蚌饰)可组合使用。如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001出土圆形漆案内外共有7件漆豆，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长方形漆案上放置2件漆罍，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217和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出土鼍鼓特磬，均配套使用。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保存较好，出土的螺钿漆器组合相对比较完整，包括豆4、罍2、方彝1、俎1、禁2件，以食器、酒器为主。其主要功能为祭器(后文详述)。

　　从与其他质地器物组合看，螺钿漆器可与青铜礼器等组合使用。如陕西宝鸡

　　国墓地竹园沟M4出土的4件漆豆，M7出土的2件漆豆，各墓两件漆豆为一组，分别与青铜礼器组合使用。陕西长安张家坡M115的漆器出土位置比较明确，可以看出漆器与陶器、铜器的配套使用情况，炊器陶鬲、铜鼎，盛食器漆豆、水器铜盂、厨房用具漆俎及饮食器漆杯等，漆器与陶器、铜器配套组合，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具。

　　三、商周漆器螺钿工艺源流

　　关于螺钿漆器的起源，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螺钿漆器，其中M1043出土的漆罍可代表西周时期螺钿漆器的制作水平，有学者指出，“这件器物上作为主体纹饰的凤鸟、饕餮纹、兽头等，其细部如口、眼、耳、角等用小蚌片镶成，蚌片表面和边缘光滑平整，接缝严密。这种在漆器上镶嵌蚌饰以组成花纹的技法后来通称为螺钿工艺。过去，漆器研究者大都认为螺钿漆器始于唐代。西周嵌螺钿漆器的问世充分表明，开创嵌螺钿漆器工艺先河的当在西周时期。这对漆器研究来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还有学者指出，“鉴于商代晚期的螺钿漆器上，蚌片镶嵌的技术似已比较成熟，因此，不能排除今后会发现年代更早的螺钿漆器的可能性”。

　　据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发掘报告，墓地有30多座墓葬出土了漆器，可辨器形有觚形器、筒形器等，内外皆髹朱漆，并发现经过加工的绿松石片、蚌片。这说明至迟在夏代螺钿漆器即已存在，而且嵌饰除了蚌片外，还有绿松石片。从这方面看，商代螺钿漆器继承夏代螺钿工艺，嵌饰质地多样，不仅有蚌饰，还有石片、贝、野猪牙、龟甲片等。西周螺钿漆器与商代螺钿漆器不同，嵌饰单一，基本为蚌饰。个别也有蚌饰与石片共同作为嵌饰的，如周原遗址刘家墓地西周墓葬出土1件漆器，似为盒，其上附有三角形石顶饰4、方形蚌顶饰4、蚌泡2枚，中心均有一圆形穿孔。

　　春秋早期，螺钿漆器已衰落，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春秋早期螺钿漆器目前仅见一例。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1704出土4件漆豆，盘外壁均嵌有6枚蚌泡。此后的战国秦汉漆器，笔者做过综合研究，未见螺钿漆器。虽然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中曾提到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个别器物上还加饰铜扣和螺钿”，但后来出版的发掘报告中没有任何介绍。因此，在看到相关实物证据之前，本文对于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螺钿漆器之说，暂不采信。据笔者所知，迄今考古发掘中也未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螺钿漆器出土。《资治通鉴》卷一六七记载，陈武帝“性俭素,常膳不过数品，私宴用瓦器、蚌盘，肴核充事而已;后宫无金翠之饰，不设女乐。”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注：“蚌盘者，髹器以蚌为饰，今谓之螺钿。”有学者根据这条文献记载和注解，认为“螺钿漆器经过约千年的沉寂之后，至南北朝时期又开始复苏”。此说可商。《资治通鉴》中的这一段记载的是陈武帝性俭素，而螺钿漆器较奢华，与此不符。胡三省的注解不确，蚌盘应指以蚌壳为盘。

　　关于西周以后螺钿漆器衰落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原料难于技术加工，可能还是原料易得，不足为奇”。也有学者认为这并非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化普通为神奇的漆艺所致”，“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在西周政治中占重要地位的螺钿漆礼器，此时也随着西周的礼乐制度一起淹没于历史的洪流”。其实，我们现在通称的螺钿漆器在周代另有专称。《说文解字》云：“蚌，蜃属”，“蜃，大蛤”。《周礼·地官·叙官》载：“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郑玄注：“蜃，大蛤。”《周礼·地官·掌蜃》载：“祭祀共蜃器之蜃。”郑玄注：“蜃之器，以蜃饰，因名焉。”由这些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推断，当时祭祀用的以蜃为饰的器物，就是嵌蚌饰漆器，当时称之为蜃器。周代制作蜃器所用的蜃壳由地官司徒属官“掌蜃”供给。有专门的“掌蜃”官负责管理蜃物，足见蜃在当时比较珍贵，且使用量很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用蜃壳饰祭器，奢华尊贵，体现了国家对祭祀的高度重视。嵌蚌饰的漆车在周代也有专称，为蜃车。如《周礼·地官·遂师》载：“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笼及蜃车之役。”郑玄注：“蜃车，柩路也，柩路载柳，四轮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从上文所列举的嵌蚌饰漆车的考古发现看，此注不确，蜃车应是以蜃为饰的车。随着西周灭亡，“掌蜃”官及蜃器生产机构可能不复存在或无实际功能了，而原来特供西周王室等社会上层使用的这类礼乐器等也不再被需要了，其生产自然也就停止了。这应是西周以后螺钿漆器衰落的直接原因。当然，经济基础和审美观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东周秦汉时期，漆器制作工艺不断发展，考古发掘出土的漆器数量和种类很多，其中高级漆器多以金属(包括鎏金铜和金、银)和宝石为饰，既坚固，又美观。特别是西汉中晚期经济繁荣，漆器流行嵌宝石和金银釦工艺，二者多搭配使用，使用者身份等级很高，为帝、王、侯级别 。汉代釦器主要由中央控制的工官生产。釦器的使用有明确的等级标准。《汉旧仪》载：“大官尚食用黄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如祠庙器云。”东汉和帝邓皇后下令：“其蜀、汉釦器九带配刀，并不复调”，直接导致以生产乘舆御用釦器为主的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生产迅速衰落。以上这些都为我们理解西周以后螺钿漆器的衰落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考古发现看，唐代及以后各代均有螺钿漆器，制作工艺日益精湛。唐代称螺钿铜镜为钿贝镜、宝钿镜、宝装镜等，其嵌物并非单一蚌片，还有其他宝物。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在思託所记基础上，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用中文撰成《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了鉴真和尚于天宝二年(743年)自扬州第二次东渡日本，带去“螺钿经函五十口”，则是以“螺钿”称谓嵌蚌饰漆器——螺钿经函。北宋方勺在《泊宅编》云：“螺填器本出倭国，物像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近来有研究者认为，唐代螺钿工艺受到萨珊波斯文化影响。唐宋螺钿工艺及其与日本等其他地区螺钿工艺的关系尚需深入研究。

　　四、结语

　　“螺钿”是一种嵌蚌饰工艺，螺钿漆器是嵌蚌饰漆器的通称。“螺钿”之名出现时代较晚，至迟从唐代开始，称以蚌为饰的漆器为螺钿漆器。

　　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螺钿漆器保存不好，木胎基本已朽，仅存痕迹及蚌饰，其中有的可辨器形和纹饰，有的尚可复原。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商周螺钿漆器集中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主要出自当时王畿内大墓中，其中商代以河南最为集中，西周以陕西最为集中，基本分布于北方黄河流域。墓主身份等级很高，有商王，也有公卿或侯伯。商代螺钿漆器出土数量很少，器类主要有豆、案、抬盘、鼍鼓、磬架等。西周螺钿漆器出土数量较多，种类丰富，主要有豆、罍、方彝、俎、禁、鼍鼓、磬架、车等，此外还有作为其他质地器物构件的螺钿漆器。其中，豆最多，罍其次，鼍鼓特磬也较多。商周螺钿漆器上的色彩基本为黑红二色，黑地红彩，也有红地黑彩，个别有绿色纹饰。如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区M1217出土鼍鼓有红绿相间的水波以及平行的红色或黑色横条纹。商周螺钿漆器上的花纹由蚌饰和彩绘组成，主体纹饰多为兽面纹(饕餮纹)，也有凤鸟纹。凤鸟纹主要饰于罍上。豆盘外壁一般嵌八或九枚圆形蚌泡，蚌泡中心有小圆孔。

　　螺钿漆器与一般漆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嵌蚌饰。商周螺钿漆器上的蚌饰大体上可分为蚌泡和蚌片两大类。有的蚌饰上刻有纹饰。蚌泡有大小厚薄之别，厚2～10毫米，一般厚5毫米左右。蚌片的形状多样，一般厚2～5毫米，也有一些薄的，厚仅1毫米。出土的蚌饰边缘一般有一周红彩，个别的为一周黑彩，由此推断，在螺钿漆器制作过程中，先嵌蚌饰，然后彩绘，蚌饰与器体结合处一般涂红彩。根据考古发现的个别保存较好的蚌泡推断，蚌泡中心孔内原应嵌绿松石圆片，在绿松石圆片与蚌泡结合处涂一周红彩。

　　从商周螺钿漆器自身组合看，豆与案、罍与案(案未嵌蚌饰)、鼍鼓特磬(磬架嵌蚌饰)常配套使用。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螺钿漆器组合相对比较完整，包括豆4、罍2、方彝1、俎1、禁2件，以食器、酒器为主。其主要功能为祭器。从与其他质地器物组合看，螺钿漆器可与青铜礼器等组合使用，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具。

　　至迟在夏代，螺钿漆器即已存在，而且其嵌饰除了蚌片外，还有绿松石片。从这方面看，商代螺钿漆器继承夏代螺钿工艺，嵌饰质地多样，不仅有蚌饰，还有石片、贝、野猪牙、龟甲片等。西周螺钿漆器与商代螺钿漆器不同，嵌饰单一，基本为蚌饰，个别也有石片嵌饰。从考古发现看，春秋早期，螺钿漆器已衰落，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直至唐代，螺钿工艺复兴。我们现在通称的螺钿漆器或嵌蚌饰漆器，在周代另有专称——蜃器，主要作为祭器使用。以蚌为饰的车，称为蜃车。周代有专门的司徒属官“掌蜃”管理蜃物，蜃在当时比较珍贵，使用量很大。用蜃壳饰祭器，奢华尊贵，体现了国家对祭祀的高度重视。随着西周灭亡，“掌蜃”官及蜃器生产机构可能不复存在或已无实际功能，而原来特供西周王室等社会上层使用的这类礼乐器等也不再被需要，其生产自然也就停止了。当然，经济基础和审美观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唐代及以后各代均有螺钿漆器，制作工艺日益精湛。至迟从唐代开始，以“螺钿”称谓嵌蚌饰漆器。北宋方勺认为“螺填器本出倭国”，近来有研究者认为唐代螺钿工艺受到萨珊波斯文化影响。唐宋螺钿工艺及其与日本等其他地区螺钿工艺的关系尚需深入研究。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洪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