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张官狮,1957年生,山西夏县东下冯人,1974年参加工作,是目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屈指可数的几个特级技师之一,其专长是田野发掘和陶器修复。张老师个性低调,笔者也是软磨硬泡做了大量工作才征得其同意接受本次专访。

　　笔者:作为陶寺考古的前辈,非常感谢张老师接受本次专访。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

　　张老师:这得从1974年初中毕业时候说起,身份为“中农”的我虽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贫下农”享有优先受教育的权利,就没能继续接受高中教育。这成了自己一生的遗憾,但也正因此我才与考古结缘。

　　当时张彦煌、徐殿魁两位先生带领考古队在我村发掘,考古队确定民工人数后,村委会指派村民到考古队干活(到考古队干活,一天工资一块五,上交生产队一块三,自己可以得两毛收入,同时在所属生产队记10分工。相比在生产队里干活可以额外挣两毛,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所以很多人都各显神通争破脑袋往考古队里钻)。一天,参与招募民工的徐殿魁副队长在上工地路上巧遇到正在干农活的我,注意良久,觉得我干活不错,想要我加入考古队。当时民工名额已经满了,徐先生就亲自去村委会跟村干部沟通,几经波折才把我拉进考古队。后来和徐殿魁队长曾聊起过此事,徐先生的知遇之恩,我没齿难忘。

　　笔者:您1974年参加工作,但来到陶寺考古队工作是在1982年,在这之前参与了哪些工作,又有些什么收获呢?

　　张老师:1974年秋季东下冯遗址田野发掘完工后,山西队回到关帝庙进行室内整理工作。张、徐队长器重,就带我回去从事整理工作。在关帝庙期间,我学着做饭、清洗拼接陶片、修复陶器等等。

　　彼时,山西省所姚老先生负责陶器修复工作。一天,他把队里我们三个年轻人召集起来,让我们修复一件小碗,并说,谁先修好,以后修复的工作就给他,最终我有幸胜出(目前,张老师依旧是山西省范围内一流的陶器修复专家)。就是在东下冯—关帝庙期间,我初步掌握了考古地层学和陶器类型学,田野勘探发掘、室内整理修复甚至分期排队等各方面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接下来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我也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考古工作者。

　　1982年,我随徐殿魁队长开赴垣曲龙王崖遗址发掘,两月后,得徐先生推荐,去往高天麟先生任队长的垣曲丰村遗址发掘。丰村项目结束后,高先生就直接带我回了陶寺(在高的回忆中曾提到过这段,在丰村期间,高评价张官狮老师“小伙子不错,想要他跟我干考古”),这就是我与陶寺考古缘分的开始。

　　观象台遗址发掘三人组(左起:张官狮、何努、冯九生)

　　笔者:作为陶寺考古的前辈,您对于田野工作和室内整理工作有什么独到的经验传授与后辈?

　　张老师:1982~1988年,陶寺发掘工作的重点是“老Ⅲ区”(现属陶寺都城分区的Ⅰ区,朱书“文”、“尧”的扁壶就出土于此),此范围内出土复杂的房址、灰坑、墓葬和水井类遗迹单位相互叠压打破关系。我们那时春秋季搞田野发掘,冬夏季室内整理。因为始终处在考古一线,也就对陶寺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张老师对陶寺文化陶器分期的完善起了很重要作用)。陶寺文化墓葬用陶器和其他类遗迹中出土陶器有显著差别,龙盘等低温陶仅在墓葬中出土,这是墓葬随葬陶器明器化现象在新石器晚期最直观的体现。后来又参与了陶寺观象台、ⅡM22王级大墓和窖穴区的发掘以及陶寺大城和宫城城墙的解剖工作。

　　“陶寺style”(左起:高江涛、张官狮)

　　想想有什么经验传授与后生晚辈,我认为是“踏实地工作”了。在考古勘探中,最重要的能力也是首要任务就是识别生土,这也是考古勘探的前提(张老师如数家珍般地补充道,陶寺遗址的生土就三种,红生土、黄生土和带花点的紅褐生土……);在探方发掘中,作为“方长”,你必须紧盯发掘单位,土质土色变化必须时时掌握,每一层地层的现象必须搞清楚,明确了叠压打破关系再下手“先挖晚的,后挖早的”;室内整理重点就两个,陶器拼对和陶器修复,拼对讲求耐心,修复讲求技术,不宜偏颇;陶器的分期排队是建立在所有这些前期工作基础上的复合性工作,更需要耐心比对和充分思考。

　　张老师寄予厚望的考古队后生杨保平

　　另外,考古是项技术活,不管发掘还是室内整理,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前辈用心指导后辈。作为年轻人,一定要亲自动手,多挖、多看、多摸。保平(2016年加入陶寺考古队的帅小伙)是个实诚的孩子,在发掘和陶器修复上很有天赋,我很看好他,对他寄予厚望。后生们干考古一定要有耐心,希望保平能坚持下来。

　　笔者:您曾参与过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豫东的工作,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插曲吧。

　　张老师:1995~2001年期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豫东开展发掘工作希望找到商文化的城,张长寿先生为中方负责人,张光直先生为美方负责人。当时高天麟先生也在联合考古队,就把我叫了过去。五乘五的探方,我的发掘工作慢慢得到了中美同行的认可。

　　记得张光直先生负责的美方带了很多探测仪器来确定地下遗迹的埋藏情况,这些仪器购置和使用均耗费巨大,但收效甚微。所有的遗迹现象都是在古老“洛阳铲”的帮助下勘探出来的。张光直先生后来说,“美国的高科技服了中国的洛阳铲”。

　　中美联合考古队朋友再相聚(左起:张官狮、荆志淳、岳洪彬、唐际根)

　　在豫东遇到了一帮不错的同行,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至今都还保持不错的私交。

　　笔者:已经办理好了退休手续,您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安排?

　　张老师:突然要离开,我还是很不适应,现在也还没有具体计划,如果身体允许,还是想为陶寺考古事业多尽一份力发一分光。回顾自己的考古路,唯一感觉就是匆忙,四十余年如白驹过隙,与家人聚少离多,退休后想多陪陪她们。

　　笔者:感谢您为考古事业,为陶寺考古的默默付出,祝您身体健康!再次感谢张老师您能接受本次访谈!

　　(策划、采访:高江涛、李斌;整理:李斌;审阅:张官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