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隆、Dara Birnbaum、Mickalene Thomas、Boris Mikhailov等等艺术家在这里聊了聊了那个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切都改变了"的时刻。

　　每个艺术家都有那个特别的一次：一次偶然的会面，一次先于别人的发现，或者其他标志着新的开始并为余下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的“点亮灯泡"的时刻。对于Dara Birnbaum来说，这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小画廊里发现的视频艺术。对于Mickalene Thomas而言，这是现代艺术博物馆橱窗中的一个打眼的委任创作作品。

　　我们请上述这二人以及其他五位艺术家告诉我们，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的那一刻。这里是他们的故事。

　　Boris Mikhailov

　　60年代初期，当我在克兰哈尔科夫的做工程师时，出于无聊，我主动拍摄了一部关于我所在的工厂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快被摄影所吸引，于是这成为了我的爱好。

　　有一次，我偶然地把一些幻灯片扔到床上，我突然注意到各种镜头叠在了一起的。我看到一部电影中的镜头与另一部电影中的相互重叠，构成了了一个复杂的、不同寻常的图像。通过移动和改变组合，我可以获得更多的图像，我可以从中选择最重要的那幅。我发现了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能够快速获得图像，这些图像为我提供了某种隐喻和独特的生活画面。

　　我从叠放的幻灯片(总共约有300张)中进行选择，然后做了幻灯片展示，从70年代初开始，我在播放平克佛洛依德的音乐的摄影俱乐部里做展示。它成为了我的第一个创作系列，让我对自己的摄影有了信心。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我从工程师变成了摄影师。

　　Dara Birnbaum

　　1973年，当我和我的爱人搬到意大利佛罗伦萨时，我开始想家了。我是去那儿上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因为他要去建筑学院读研究生。哪件事对我们来说都不合适。有一天晚上，我们以为我们会去看一部“歌剧"，而实际上那是当年城市公共工程预算的宣讲。我哭着跑出去，回到附近的一个我曾经见过并且让我着迷的店面。实际上，它是Centro Diffusione Grafica艺术画廊，它正在它的一对窗户上展示Vito Acconci和Dennis Oppenheim的作品。我对这些观念艺术家不熟悉。然后，在那个关门的画廊后面，有几个人好像在看电视。他们向我挥手，邀请我进去。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电视竟然是一个视频显视器，正在展示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的一部作品。我完全惊呆了，这是一件我从未遇到过的事情。后来我跟画廊的所有者Maria Gloria Bicocchi变熟了，我就这样被引到了“视频艺术"的开端。我看到了Charlemagne Palestine、Richard Landry和Joan Jonas等艺术家的作品。它们震撼了我的内心世界，成为了我想追求的东西，从而改变了我的生活，并导致了我走向今天从事艺术工作的道路。

　　Torbjørn Rødland

　　我是个27岁的艺术家;他是个64岁的传奇人物。Szeemann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我被告知要同他见面，这是一件大事。Harald Szeemann在奥斯陆看到了我的摄影系列——“近距离接触"，然后他想和我见面。他正在为当时的欧洲文化之都——斯德哥尔摩组织一系列的单人展。

　　那是1998年，我还没有学会谦逊，而且我经常怀疑一切。他充满了热情，像个活泼的男孩一样在我周围跳舞。我记得我想：“为什么Harald Szeemann想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呢?"生活中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只有你清醒过来就能学到。我学到了点职业的调皮，并被带到了一个充满迷恋的博物馆。这就是与策展人合作的感觉吗?后来我才懂得，那绝不是典型的合作的感觉。

　　四年后，他走进了苏黎世的一个小画廊，那里正在展示我的“黑"(Black)项目，并自豪地宣布是他发现了我，画廊主人后来幽默地向我复述了这件事。当时我想的是，“呃，不完全是那样的……"但可能事实就是那样。1998年，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庭院里举办了一场奇特的展览，而仅仅一年后，同样的照片被列入了“1999 dAPERTtutto"——Harald Szeemann的最后一届威尼斯双年展。

　　Mickale Thomas

　　我的第一个重大突破?那就是当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安排了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餐厅the Modern的前窗放置《草地上的午餐：三个黑人女性》的委托的时候。那是一个特定场地项目，从2010年一直展出到2013年，而且它是在MoMA的雕塑花园里拍摄的——这也是许多在我之前的杰出女性艺术家表演和办展的地点。那时它是我制作过的最大的一幅画，大约13英尺高，18英尺宽，而且它也是我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画作，因为它收到了大量的媒体和访客。不过，这一切是在Instagram和Facebook的社交媒体热潮出现之前发生的。在现有的MoMA女性形象当中，加入三名美丽、强大、性感的黑人女性，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

　　Claudia Comte

　　几年前，纽约公共艺术基金的策展人邀请我加入一个群展。它最初是为了向BarbaraHepworth的作品致敬而举办的展览，但最终，这个展览变成了别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开始考虑在我的工作中使用别的材料，并开始尝试使用大理石。

　　这一发现激发了我进行全新的研究，并让我开始探索在我通常用手和电锯进行的工作，以及使用3D机器人扫描和研磨物体的新技术之间的摇摆。我意识到，大理石不仅仅是一种非常珍贵或昂贵的材料，而且就像木材(Comte最知名的材料)一样，它也是一种地球资源。像木材一样，它凝聚了大量的时间，体现出千年以前不同的气候状况。它打开了它自己的宇宙，并引导我现在能够在四维动画领域工作。

　　村上隆

　　在我有一个工作室并开始创作漫画般的人物和实在物体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在当地的工坊里与中年制造者一起工作，制作了大量的装置件部或丝屏罩。基本上，我总是会从电话簿中挑选，最后雇用他们，而他们总是会问：“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年轻人?"我不得不说：“嗯，我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试着解释：“我想用运你的技术，好以某种方式展示我的作品。"接着他们就会问，“为什么?"

　　我担心对他们来说，这个作品可能感觉像是一个使用他们技术而不完整的方式。然后，面对那样的问题，我意识到，“呃，我不能说谎，但是告诉他们完整的真相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不得不编一个中间故事，这会激励他们继续制作。

　　之前，当我只是自己画画的时候，我认为那种事情真的是不真诚的。没有必要编故事或说服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但是，通过让其他人参与到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你不能总是说：“不是A就是B。"我必须拿出A、B或者C。我突然就明白了，这就是与其他人合作的意义，我觉得这真的改变了我。

　　Matthew Pillsbury

　　2003年8月初，我与纽约艺术经纪人Bonni Benrubi会面。从我1995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到那时，并没能成功地展示我的作品。当时我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研究生，并开始拍摄我的朋友们观看他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时的样子，在他们观看的节目时长期间做单次曝光。到了年底，我觉得自己有好多正在得到老师和同学们回应的图像，但我想在开始写论文之前收到画廊界的反馈。

　　Bonni是我联系的第一个人，她同意与我见面。她以前就评论过我的作品，而且一直很慷慨，但她从未有意展示我的作品。而这次拜访是不同的：结束时，她要求我在下一周带一箱印刷品到画廊。她不确定人们是否会购买它们，因为它们具有和作者太亲密的属性，但她想把这些作品展示给她的“好运符"——一小群她能够信任意见的朋友们。

　　随后的几周如同旋风，每个“好运符"都不仅喜欢我的作品，而且要求获得印刷品。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长期摄影策展人Sandra Phillips为她的博物馆收藏购买了两幅作品。

　　当我去接那个电话时，我跑过了我的公寓，兴奋地脚不着地。到了12月时，Bonni已经出售了超过85张印刷品，我的作品也被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休士顿美术馆等机构收藏了。

　　最初的成功部分归功于Bonni决定将我作品的价格定得非常低(印刷品700美元起)。她想先把我的作品推到世界上，她说以后会有充足的时间提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