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香港巴塞尔2017艺博会开幕，来自34个国家及地区的242家画廊参展，再一次让香港的关注指数飙升。艺博会是在特定时段内将画廊、艺术品、艺术家、收藏家集合在一个平台和艺术产业链条上，努力使各方利益最大化。从最初的寥寥无几到今天的各地开花、快速生长，中国的艺博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

　　在画廊被严重挤压、拍卖公司一方独大的情况下，如何做活中国的艺博会?在中国关税高达33%、国外画廊望而却步的形势下，如何提升国内艺博会的国际化水平?在艺术生态不健全、收藏家队伍不成熟的现实下，哪些层面的努力能促成一流艺博会的生成?

　　从市集起步跌跌撞撞中成长

　　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副总裁、艺术南京总策展人张中伟将中国的艺博会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3年(广州艺博会举办)到2003年，这是艺术博览会在体制内发展的10年。第二个阶段是从2004年到2012年，即从事艺术博览会达10年之久的董梦阳与当时就职索卡画廊的王一涵创立北京画廊国际博览会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艺术北京博览会、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等不断兴起。这个阶段是中国艺术市场的蓬勃期，博览会的成交让画廊尝到了甜头。第三个阶段是以2013年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落地香港和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崛起为标志。在这一时期，艺术市场延续了一段火爆，但随后遇冷，高昂的博览会参展费用让画廊有些不堪重负，博览会开始大面积调整。“艺术北京”稳定了北方市场，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和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分据上海和香港，形成三大博览会鼎立局面，但由于国内市场的格局和需求等原因，各地又纷纷涌现以城市命名的各种博览会，如艺术南京、艺术长沙、艺术深圳、艺术厦门等。

　　“现在的艺博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销售艺术品的场所，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一个类似于大型展览的活动。”长期从事艺术市场研究的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陶宇，将中国艺术博览会的发展概括为“从低端大集到高端展示”的整体趋势。他举例说，在本世纪初的许多艺博会，实际上就是个大的市集，缺少统一规划，只是出租展位，从而显得很杂很乱。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艺博会已经同国际接轨，发展到一个高级形态，实行了准入制度，只允许有资格的画廊参加，还有很多国际着名品牌的赞助商也参与进来。陶宇说：“现在艺博会就像一个现代的艺术展，国内外的着名画廊带着他们代理艺术家的最新作品来集中展示，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即画廊参展和准入制度。”中国的艺博会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以绘画为主，强调装饰性，追求形式美，不同于西方以追求观念表达为目标的当代艺术形式。

　　是艺术圈自己的游戏？

　　虽然现在各地都在纷纷举办艺博会，但这种看起来很热闹的背后，却有着不少让人担忧的地方。在艺术评论家徐子林看来，国内的艺术市场始终发展困难，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收藏。没有普遍性的艺术收藏的社会基础，艺术的一级市场发展自然困难重重，“即使艺博会、画廊再多，举办的展览此起彼伏，但这些都只是艺术圈自己的游戏，距离市场仍然很远，或者说，中国艺术行业的从业者还活在自己假想的一个伪市场需求中，用心灵鸡汤的修辞来说，是靠对艺术的情怀在坚守。”他认为，中国艺博会面临的困境并非艺博会自身的问题，虽然中国的艺术商人很勤奋很努力，也愿意为理想和情怀去坚守。

　　在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艺术市场第二名的情况下，徐子林的看法为何还这么悲观?他分析说，去掉古董、古代艺术、近现代艺术的交易额，中国当代的艺术市场份额少得可怜，且几乎都集中在拍卖市场。“中国的艺术品交易都是投资性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这和中国的楼市、股市模式一模一样，都要加个前缀‘炒’字，炒楼、炒股、炒艺术……既然是炒，就要用猛火快炒，快进快出……这样的市场现状，谁会在一级市场买一个要很多年才有可能升值的艺术品呢?而且现在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梳理，学术界也同样有着截然不同的争论，这些现状都会对中国的艺术市场造成发展的困难。”他表示。

　　“艺博会这个来自西方的展览与交易机制，在内地普遍遭遇水土不服。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内地以拍卖为代表的二级市场非常强势，猛烈冲击着画廊、博览会构成的一级市场。一级市场的突围、发育问题，也许正是艺博会要在中国办好的核心问题。”艺术市场研究专家西沐表示。

　　打通上下游精准服务

　　在艺术市场面临困难的前提下，国内艺博会也存在着多、乱、散等良莠不齐，特别是同质化现象，以及低端化、大卖场展卖化的倾向。虽然历经多年的发展，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艺博会或者说以艺博会为旗的，仍然处在最初的市集阶段。

　　这种状况自然会影响到参展画廊的信心。北京的德滋画廊从2010年开始陆续参加了20余次，其艺术总监白洪对记者表示，很多艺博会与普通的商品博览会差不多，模式雷同，艺术特色不够突出，很多方面不够精细。“艺术品不是普通商品，艺博会不能以普通商品的思路来做。”他认为，艺博会要做细分，不管规模大小，一定要有鲜明的特点，如果只是比着谁花的钱多谁就高大上，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既然我们有画廊，需要收藏的人会找画廊，为什么还要去博览会?所以我们参加博览会是看中它的号召力和广泛的人群，通过参展提升形象，扩大影响，集中宣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能和藏家对接形成销售就更好了。”白洪认为，做艺博会一定要在市场培育上下功夫，真正做好上下游的沟通。艺术品是精准营销，仅仅是泛泛的宣传发布，没有多少影响力。

　　如何避免同质化现象?深圳国际艺术博览会执行总监王丽认为，每一个艺博会都应该找到符合地域的特性，因为文化的积淀和艺术市场的培育程度不同，当地藏家的收藏期望也不尽相同。“深圳的藏家可以去北京、上海、香港买艺术品，那么，在深圳举办艺博会，能让他们看到什么?这是地方性艺博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王丽举例说，深圳是个开放的城市，人们对艺术的需求是多元的，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很高，因此，深圳的客户对艺术品的要求是多元化一些，希望看到不一样的艺术作品和门类，其中艺术和设计结合的作品比较受欢迎。“许多本地的新藏家要求在审美上漂亮一些，观念性不要太强，价格不要太高，我们就进行了调整，希望把市场培育起来。从很少人来看画，到很多人来看画，再到第一次买画、踏入收藏的门槛，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推进的事情。”王丽表示，深圳国际艺博会现在已经有很多新藏家进入，下一步就希望他们成为系统的藏家，明确自己的收藏和审美倾向，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家里挂幅画做个装饰。

　　张中伟也认为，今天艺博会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最终定位，“许多艺博会因为定位不清晰，再加上艺术市场交易额普遍很低，最终参与艺术机构满意度很低。因为参展者的层次高低不一，参与艺博会的购买者也满意度不高。未来的博览会不能盲目扩大规模，一定要有清晰的市场定位，要加强艺博会与艺术机构的互动，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要做好买家客户的服务工作等。”

　　普及艺术教育才更有未来

　　其实，在重重困难之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艺术市场这些年来的进步，这种累积会慢慢影响它的未来。“艺术北京”创始人董梦阳谈到从业多年的体会，感受最深的是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比如我们的门票最初是10元，初衷是象征性地设立一个门槛。现在门票100元了，仍然还有几万人买票参观。这让我们看到了大家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一个成熟的市场存在二八定律，其中一级市场是八，“而我们现在是‘倒二八’，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艺术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中国一定是未来最大的艺术品市场，关键是我们从业者如何去专业诚实地工作，做好服务。”在他看来，做好一个艺博会最重要的是做事的态度。因为它如同一棵木本的植物，需要艺术理想和态度，才能走得远，才能让人产生信心。“一方面西方的商业操作和专业性这些技术环节的东西，是需要学习借鉴的;另一方面要推动我们的文化认知，做好内容，最核心的是不要漠视我们自己的文化。”董梦阳表示，在一个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国家，如何用这些手段去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回馈给世界，也是我们的责任。他表示，自己还在思考怎么推动艺术教育，让艺术贴近生活。为此，他又做了“设计北京”，“把有现代设计感的产品带给大家，可能更接地气。”

　　一些国际着名的艺博会，如德国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瑞士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法国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西班牙马德里现代艺术博览会、美国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等，在宣传本国艺术和城市文化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德国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是1967年创办的，这种历史形成的文化积淀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欧洲的艺博会精心打造、举办方集中力量全力出击，严格地实行准入制度，保证了参展的作品水平。艺博会是交易活动，也是展示活动，还是学术活动，中国的艺博会通过学习会越做越好。”陶宇表示。

　　“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想象力特别大。中国顶级富豪还没有真正开始消费艺术品，所谓中产们的生活目前离艺术都还比较远。前提是中国收藏家基数的增长，艺博会专业程度的提升，因此，离国际化艺博会还有些距离。”刚刚参观了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艺集”创始人李冬莉表示，专业不仅仅体现在组织方，也包括参展方、收藏家等方方面面，香港巴塞尔是同时占据了中国内地、香港和西方资源的各种优势，成功是必然的。“我个人很看好中国内地。中国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住着千万的房产，挂着几百块的装饰品，也是一种家徒四壁。当国内的好画廊足够多、藏家数量足够大的时候，哪怕是西方的策展公司也会选择来中国。其实艺博会的服务是次要的，把好画廊请进来，布置专业、有序，作为藏家来说就够了。我们是去看作品的，好作品大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