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海报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关于开展全国美术馆调研工作的通知》是2018年3月23日发布的，范围针对国有美术馆、民营美术馆及符合条件的其它类型的美术馆，这种基于美术馆的发展状况下而作的调研会有助于理清美术馆的范围和成为美术馆的条件。所以2018年5月8日在烟台美术博物馆举办的“美术馆发展”论坛，很好地提供了如何建设美术馆的框架和各美术馆已有成果和进一步的思考，论坛分四个议题，1、新时期美术馆的文化使命与担当，2、策展机制：美术馆与城市之间的互动，3、公共责任：美术馆教育与创新，4、典藏研究：美术馆与城市美术史。这四个论坛分议题在各位馆长和专家的演讲中呈现出四个话题，一是，美术馆如何监管，特别是在民营美术馆领域，二是，策展在美术馆是什么样的功能，这个是策展相关话题的继续讨论，三是，美术馆的教育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类型，四是，典藏的展览如何去做。当然这些讨论最终形成一个总话题是，美术馆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当然，仅仅提美术馆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会太大，四个分议题等于可助作不同侧面的讨论并对现有工作阶段的小结。

　　由于每个城市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使得美术馆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有关美术馆的属性，比如偏传统还是偏当代，针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有不少的当代美术馆的兴起，我在论坛上就说上海的美术馆发展是被上海的观众推着走的，而内地，当代艺术的观众群还不多，美术馆当然可以将传统提升的更好些，以提高他们的观众对传统的理解，现在的美术馆已经不是要做传统还是当代，而是传统如何做，当代如何做，而这次在烟台的“美术馆发展”论坛从诸多馆长及专家的演讲和讨论中有了不少的呈现和反思。

论坛议程

　　一、民营美术馆需要有对它在“过程中”进行监督的机制

　　关于民营美术馆如何发展，一直是专业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当下民营美术馆在政府文化政策的鼓励下不断地兴起的阶段，王纯杰在第一单元中作为专题演讲者显然是对他在民营美术馆馆长工作的总回顾，并根据自己的发现提出了要对民营美术馆从“过程”中而不是到了最后结果上设立监督机制。这次王纯杰和我都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参与论坛，而“造像深处展风波”确实是王纯杰在这次演讲中的背景，尽管我们没有在这次论坛上提及此事。针对民营美术馆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话题，王纯杰的提到的民营美术馆的监督制度建设可以作为政府目前做的对美术馆调研中的方法论的一种，也只有当有了明确的方法，才会使调研有逻辑起点和范围的规定性，这也就是我和王纯杰都强调美术馆的制度建设的原因。王纯杰认为民营美术馆发展到了理性反思的阶段，这个反思首先是尊重专业规则，将管理职能分工分为民营美术馆理事会(美术馆定位目标)，艺术委员会(艺术方面)、馆长(管理执行)，策划(展览和教育方案)这种职能分工的目的在于王纯杰感受到了民营美术馆的公共性和专业性要求很容易会与投资人的喜好或商业兴趣产生矛盾。在投资人与专业经营者之间职责不分明的个别民营美术馆，尤其是私人企业的家长式管理模式，会造成美术馆专业化管理的困扰和发展上的瓶颈，使美术馆品质滑坡。在关于如何避免投资人以追求商业利益来影响美术馆的策展、主导选择艺术家作品并影响展览呈现方式时，王纯杰认为要建立有效的公共监督系统，美术馆须成立一个有投资人、专业人士、艺术界人士组成的社会化的，有公信力的理事会，须规范化理事会的运作，避免投资人一票决定和一票否定制。美术馆公开运作和财务报表，对于受公共财政资助的民营美术馆，还需要对运作过程进行评估和监督(如派监督员出席理事会议和重要管理会议)。所以王纯杰认为，因为民营美术馆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鼓励与支持的政策，同时需要美术馆标准与法则，完善民营美术馆标准和法规是民营美术馆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王纯杰的上述演讲内容很及时也很重要，民营美术馆制度的形成还是有难度的，而调研和分析民营美术馆状况可以是第一步。否则的话，就会有王纯杰说的这些情况，比如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在是投资人又做馆长又做总策展人，还要在美术馆中销售集团经营的作品，全部都是一个人来定。但美术馆不是商业机构，美术馆与画廊性质不同，混在一起就严重损害了美术馆的公益性，画廊像美术馆和美术馆像画廊都损害了美术馆的公平形性，对美术馆的监督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投资人的利益侵占了美术馆的公益性。

　　二、行政在美术馆的社区建设与公共教育的创新中的作用

　　作为这次“美术馆发展”论坛在上午第一单元第一位演讲嘉宾，安远远以中国美术馆副馆长的身份强调了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事业的必要性。面对近些年来美术馆的长足发展，美术馆运营在城市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优秀的展览吸引观众直接突现了美术馆在当下的重要性，所以社会对美术馆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怎么样把艺术家的殿堂、大众的厅堂、学者的课堂成为人民享受生活的日常生活场所呢?安远远陈述了美术馆的公共教育的发展状况，她说：2015年国家出台《加强全国学校审美教育》文件，在执行这个文件过程中，从中小学到大学审美教育需要全面普及和全面开放到课时计算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美术馆如何在普及民众的时候关注到这些极度渴望审美教育和艺术薰陶的学子，只有把他们吸引到美术馆让他们通过这样一种社会的学习方式才能够改善他们艺术素养，所以美术馆教育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用公共行政的支持来推进，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共同支持高雅艺术活动进校园，现在又开始要倒来，大学生进美术馆，现在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美术馆是干什么的，因为很多偏远地区的学生因为应试教育逼得他们没有审美的习惯，也没有审美教育的机会。这些学生非常困惑，尤其是他们进到大学后，他们在艺术上的缺陷使不论是学霸还是专业选手、拔尖人才他们都无比自卑，在这种情况下面，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这种教育会对这样的学生群体有帮助。

　　安远远的演讲是在文化政策层面上对美术馆社会功能的重申，这是一种正义论的教育制度的配套，所以美术馆的功能远远不止有好的展览和吸引专业人士，还有一个给曾经没有条件接受艺术教育的学生创造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这种非营利教育当然是一种公益建设。安远远以中国美术馆为例的国家美术馆的工作目标，正好与王纯杰以民营美术馆为例所作现状的阐释正好代表了目前美术馆建设的两个方面，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涉及到地区间的差异和美术馆不同学术方向及其观众群的目标。我和王纯杰在民营美术馆做的公共教育项目也取决于我们这里的区域特征，由于时间关系，我只主持了一场论坛而没有作主题发言，但我提交给论坛的演讲稿就是《“社会枢纽站”与美术馆式社会文化行为》，作为我的一个新的美术馆的实践正在开始，而我写的《大家的美术馆》、《我赞观众、我赞志愿者》，《美术馆公共教育同样是一种创造》等文章也都有这些观点的阐述。而且在烟台“美术馆发展”论坛上，还在专门有一场“美术馆教育的创新与实践”单元的讨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美术馆公共教育的一部分成果，而在这一个单元中尤其要重视的是在讨论环节中所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在主持这一单元的开场白所说的，我作为一个独立策展人和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的经验是不一样的，作为美术馆的策展人，我策展就行了，作为一个评论家就更牛了，我可以什么人都不理，只需要一个键盘就行了，但当我做美术馆馆长之后，我把注意力从艺术家转向了公众，美术馆的参观人流量是对美术馆馆长的考核指标，所以我在做美术馆馆长的时间最关心的是观众人数，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共教育活动来拉动参观人数。

　　关于中国的美术馆公共教育所获得的成果确实在这次论坛被呈现出来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教育部主任任蕊以去年组织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去美国培训为例，认为中国的美术馆公共教育从零到有，现在已经做得很完善很深入了，任蕊说，在与美国那边关于美术馆公共教育的深度交流中，美国的专家发现中国的美术馆公共教育做得非常好，并希望能吸收我们的一些教育经验。任蕊说的是事实，尽管中国的美术馆公共教育起步晚，但由于它的特殊的环境，学校艺术教育薄弱，而让艺术教育的重任落在了美术馆的运营中，使得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又特别原创性和开放性。基于这个基础，任蕊又提出了建议，就是，我们面临的困惑在于虽然在策划能力和活动的积极度以及对未来的思考我们做了做多工作，但基础性研究还不够，就是重活动轻研究，任蕊特别提出了公共教育部门的专业工作人员对展览和作品的诠释的重要性，它是链接观众深入研究重新整合推送给观众的高效或者深层的艺术理解。作为将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最终锁定了学校为服务对象的太原美术馆，本次演讲的该馆副馆长冯洁提出，从今年开始从小学升初中的美术纳入到学生分数范围，这就有可能让我们将学校受教育群体作为美术馆公共教育的目标群体，这是政府给我们这样的美育机构需要承担的职责，所以美术馆需要与学校之间有更强的粘合度，冯洁很及时地提出了美术馆和政府管理之间的话题，但是美术馆如何与学校之间的合作还是一个有待实践的课题，每个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情况有差别，我在论坛上也提出来了，就上海的美术馆实践来说，教委系统的学校都不意愿组织学生外出到美术馆，而国际学校可以和我们美术馆合作，但国际学校相比较教委体系中的学校来说数量太少，不符合普及度，而且与西方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学校中的美术课直接在美术馆上，国际学校与西方的教育一样，而我们的教委系统中的学校却不是美术馆式的美术教育，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获得行政上的支持，能让这些学校的学生的美术课走进美术馆。

　　三、新美术馆学在中国的形成与策展学术的开放性

　　由于这次参与“美术馆发展论坛”的主要是政府美术馆，所以王纯杰说的民营美术馆的状况没有展开讨论，这有待于专门设立一个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邀请民营美术馆的管理实践者和外界的研究者共同参与。但上午第一场中紧接着安远远演讲的是原广东美术馆馆长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他的《新美术馆学的理论与实验》其实是一个学术报告，和安远远、王纯杰三人在上午的主题演讲中定了全天的论坛主题的三个方面。王璜生认为：中国的美术馆事业发展确实是快，新美术馆学又提出了一个美术馆的可能性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美术馆转向，王璜生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人的问题，新美术馆学从物转向了人，从以前的物的展示研究到关注观众，把人，包括艺术家和观众作总体的思考。二、空间问题，公众和社区问题，所以到现在变成了美术馆的导览与公众的教育关系，美术馆要研究一个公众的概念，而社区是美术馆所处的位置，新美术馆学非常强调如何挖掘区域文化的历史资源，去建构一个社区的文化基因。使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一种精神内涵和文化内容。三、制度问题，包括策展人的权益问题。所以“批判的制度”和“制度的批判”都是反思美术馆这个权力机构，它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力还是在新的历史发展形式下对自身固然的一种制度的质疑和改变。王璜生特别提到制度中的策展人权利保障，王璜生说，对知识产权问题的新思考是我们在新美术馆学下做的新的思考，包括策展人和展览的权利问题，我们只有质疑精神才有前行的力量。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是我们的策展人的权利到底在哪里?作为美术馆这种高高在上的，或者那种把持着话语权和过于膨胀的权力是不是值得怀疑，怀疑之后又如何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王璜生从一个在国内和国际新的文化情境中对美术馆的相关工作有一些新的思考的实践者所提出的新美术馆的核心点也是现在中国的美术馆在努力去行动的内容，他在演讲中作为很好的理论上提示后也提供了他的实践，比如CAFAM第三届空间展，它实验着对一种策展权力的限制，或者一种文化民主化的推动所提出了协商民主化，还有思想实验等一系列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不设策展人，改为交方案来代替策展，在展示方面出现的可能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带出的是我们对艺术展览制度，展览权力空间等等问题的一系列思考，也包括很强的挑战性，这种挑战性对我们自身做美术馆的人来讲是非常具有魅力，它是在不断地修正的过程。以至于一系列的命题在王璜生的新美术馆学实践中展开，比如“活性的公共空间”，“过程即艺术”，“从艺术产生到思想实验”。

论坛现场

　　新美术馆学带来美术馆的转折，同时带来了美术馆策展和学术的开放度，这是这次“美术馆发展”论坛中的学理起点，也是这次论坛后的发展方向，尽管不是所有的美术馆都以这样的理论来从事工作，但至少来说，诸多的美术馆或隐或现地在新美术馆学的背景下展开了新的美术馆的展览和活动叙述，比如在本次论坛的第二单元的“策展机制：美术馆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第四单元“典藏研究：美术馆与城市美术史”的演讲环节中，我们看到了美术馆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只作藏品陈列和在美术馆内策展的系统，而是有将传统转而为区域文化，并且创新原有的文化的新路，如浙江美术馆应金飞馆长作的演讲中《基于对外交流的美术馆典藏建构》中的“水印千年”的大展，是对西湖主题版画的历史梳理，用典藏主题的展览结合西湖志等文献，从图像到一些物语、一些风物，一些传说，一些诗歌等让观众进入沉浸式体会，从中国文化一条线索做出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展览活动，通过这样的展览建立一个美术馆的典藏体系然后对外交流，这就是新美术馆学中的典藏如何展示的一个实践。还如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副馆长尤洋的演讲，提到了现在是后工业时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变大了，人文文化空间不仅仅是美术馆，还包括我们看到的商业综合体和主题公园系统，家居市场，所以尤洋为后工业时代的公共空间设了一个叙述框架也就成为他所认为的新美术馆学的核对表了，它们是：艺术|生活，艺术品|商品，艺术观众|消费者，艺术空间|商业空间。上述只是大概的举例，总而之言，在烟台美术博物馆举办的一天的“美术馆发展”论坛，已经证明了一点，思维已经移动，实践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