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介绍：

　　Uwe Fleckner（傅无为）：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汉堡大学教授，现任德国图像学核心机构瓦尔堡档案馆(Warburg Haus)馆长。德国艺术史是世界公认的艺术史发源地和学术最高峰，傅无为教授代表着德国艺术史最活跃和具有国际眼光的中生代力量。他所领导的瓦尔堡档案馆是图像学理论的诞生地，近年再度成为全世界艺术史、图像学最关键的研究基地。

Uwe Fleckner（傅无为）

　　导语：

　　此次傅无为教授的讲座集中于瓦尔堡对马奈的研究。1928 年，瓦尔堡有机会深度了解和研究法国印象派艺术大师马奈的创作，从而激发了他贯通古代与现代艺术图像模式的研究方法，探索图像背后人性的显现与文化历史的流传。傅无为对此研究最为重要和最具颠覆性的一点是，瓦尔堡对马奈作品进行的图像学分析和研究，也是对自我精神状态、心理与智性的投射，犹如勾画一幅情性的自画像。对于这位饱受精神疾病折磨、一生都在与狂躁抑郁抗争的艺术史、文化史学家而言，历史与当代图像的研究在其身上发挥着治疗作用。因此，他也借用马奈名字(Manet)的拉丁语源构成的座右铭鼓舞着自己：“Manet,Manebit!”(坚持，坚持下去!)

　　主题：Manet，Manebit!（“坚持，坚持下去！”）阿比·瓦尔堡的《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一幅心智方面的自画像

　　第三部分：转向自由的人性

　　《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那一系列图版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那块图版证实了一个主题“转世再生”后的形态——瓦尔堡肯定会认为这只是单调地呈现了看似很明显的事情。除此之外，这些画作的排列格局最终是要呈现从古至今“与命运的魔鬼对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变化的。

　　同时，这种排列格局也试图呈现艺术发展所遵循的路径，直到艺术能够在《草地上的午餐》所表现的“田园牧歌”中达成对人类自由的完美表达——一个“看似如此无拘无束的一组午餐人群”。

米开朗琪罗《先知耶利米》1508年到1512年间

　　在这块图版左手边的位置，瓦尔堡集中展示了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怡然放松、专注于自我的人物形象的例证，其中最重要的展示了撑着头部的忧郁/谦卑姿态，例如米开朗琪罗于1508年到1512年间创作的《先知耶利米》（The prophet Jeremiah）（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以及丢勒于1514年创作的《忧郁I》(Melencolia I)。在1929年2月14日写给古斯塔夫·泡利的一封信中，瓦尔堡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将这些复制品包括在《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中：

　　“姿势表达中一种古风的特色具有经久不衰的力量。为了研究其中的原因，我最先是花了很多年时间寻找模拟上的夸张手法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表达力量，并对之加以证实。姿势表达的另一个负面的方面，即专注于自我的个体态度，现在是与第一个问题一样，需要我们必须加以研究。在此已然很明显的是，例如像丢勒的《忧郁I》中所描绘的是一种经过处理的独立化的河神造型。”

　　那块图版右手边的位置展示了对“帕里斯的裁断”的图像描绘所体现的结构整体——从古代石棺上的浮雕到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在这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前文提到的Raimondi创作的那幅版画被展示了两次——第一次只是作为单纯的复制品，第二次（细部展示）是古斯塔夫·泡利1908年的短文中一张对应的印刷图页上展示的、它们在主题上的直接对立。

丢勒《忧郁I》1514年

　　将左右两边图像联系到一起，它们都关联到了占星术中对星神的描绘，特别是“星神之子”的案例——这显然是为了展示那种假定的星座对人的情绪的影响。

　　在这一少见的例子中，一个解释性的文本得以保存至今——瓦尔堡在其中几乎用了全部篇幅来讨论《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那一系列图版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那块图版。因此，这个文本可以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五十多幅复制品的复杂的构成结构。瓦尔堡首先梳理了《草地上的午餐》在图像志中的谱系，以及前文提到的泡利的发现，接下来则讨论了他自己的解读：“从能量层面上重组绘画中描绘的人类的心理状态——这是通过姿势和表情互动过程中看似无足轻重的偏差而得以实现的。”

       瓦尔堡将这种心理表达所发生的反转视为是一种解放的行动——通过分析性地描绘主题所逐渐发生的变迁，他展示了这一点：在古代的描绘中，马奈后来在《草地上的午餐》中引用的那一组人物仍然是处于令人敬畏的神祇形象的影响下，因为，作为“具有威胁性、光芒四射的光亮世界的领主和主人”，朱庇特和太阳神迫使他们必须“狂喜地凝视天国的神祇形象”。但在拉斐尔的笔下，这种极度崇拜的姿态变成了一个“自由人性的标志——这种自由人性在光亮中自信地认识其自身”，其目标已然是俗世之美和一种审美化的视角。

　　然而，一般公认的是，“在天空的强力光照下显身的宏伟的神祇形象”只有在贝尔赫姆(Berchem)和马奈的作品中才归于消失了。在马奈的画作中，宁芙（Nymph）和她的同伴所凝视的是一个“必须在地面上、而不是在天空中寻找到的”观者。事实上，正如瓦尔堡在于1929年2月21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所详细讲到的，拉斐尔的绘画，或者Raimondi犹如“自动奔跑的图像车”( automobile image vehicle)般广泛复制传播的版画，最早体现了“一种从异教仪式中解脱出来的精神解放”，而在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中，这种精神解放被进一步发扬，完全“反转了古代传统的表达价值所蕴含的能量”：其所表现的不再是一种充满恐惧感的应激反应——作为对可怕的超自然神祇的一种回应，他笔下宁静沉思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种“对光亮的大自然永恒轮回的奇迹的顺服——这种顺服是和谐地达成的，是脚踏实地的。”简而言之，瓦尔堡认识到了人类对决定命运的力量有了不同的认知，他最终将这种变化提升到了一个自然哲学的高度：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

　　“一方面是异教石棺上对“帕里斯的裁断”的描绘，另一方面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这两者间存在一种因果律的反转——这种因果律涉及的是最基本的自然现象。自然过程内在的法规性（一个在个人层面上无法构想的理念）将所有操控万物、有着人类嗜好的奥林匹斯诸神从天空中驱逐出去了。即便说直到今天，在未受影响的占星术的迷信中，代表古代七星的神祇们狂暴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但伟大的奥林匹亚诸神再也不是正式的献祭仪式所崇拜的对象——这种仪式不复存在了。自从考古学剥夺了这些神祇发挥作用的效力以来，情况就是这样。”

　　瓦尔堡尖锐地认为，马奈在这个人性化的过程中所担当的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马奈阅读了他的卢梭。”这位画家的创作服务于“人类视觉要拥有自身权利的斗争”，他的画作“就像是竖立起来的一面战斗旗帜，要将人们从学院派精致技巧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去寻求光。”但瓦尔堡并没有将马奈描绘成只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中的主角，而是正相反——他描绘马奈的天才是在与过往艺术直接遭遇的过程中得以呈现的。这种直接遭遇是一个复杂、辩证的过程：“朝着光亮”大步前进，而“光亮”所指的是启蒙运动和印象主义——这个文本中大量表现光的喻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瓦尔堡看来，马奈是一位“忠实于所描绘对象的画家”，他经由审慎的转化过程而不是反传统的态度创造了“新的表达价值”，其作品由此获得了“引人入胜的说服力量”。正如早先提到的“指挥者的火炬”一样，“战斗旗帜”也是一个军事学的比喻——瓦尔堡再次指涉了马奈对他发挥的堪称榜样的影响力。然而，由于这个文本最初是打算要出版的，其面向公众的特点使得瓦尔堡没有揭示这一观点所涉及的过于私人化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