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是中国古代王室、贵族举行祭祀、宴飨、征伐、丧葬等礼仪活动使用的器皿，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重器。辽宁省辽阳市博物馆日前展出商代青铜礼器“酉父癸簋”，该件文物于1929年在辽阳市出土。中国先秦史学会相关负责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来到辽阳，参观了这件“酉父癸簋”礼器，并举行了辽阳先秦文化历史研讨会。

　　早在1929年，辽阳地区出土了一件造型优美、铸造精良的商代青铜礼器——酉父癸簋(见图)，只是因为出土后不久即被私人收藏，秘而不宣，而没被世人所知，直到几年前才被辽阳地方学者发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些青铜礼器是研究探索辽河两岸早期文明的重要实证。

　　酉父癸簋，通高17.4、上口径23.5、底径19.6厘米，重4.21公斤。侈口卷沿，束颈鼓腹，圈足下部侈大，颈腹两侧有一对兽首半环形耳，兽头扁平宽大，耳圈扁细，耳下有向内小钩形垂珥。颈部、圈足均饰象兽纹。大象凸目咧嘴，象鼻上卷，以纤细的雷纹填地。簋颈的前后各增饰一个浮雕兽首，腹部装饰斜方格云雷纹，中间填以方底小乳钉。腹部内底有铭文“酉父癸”三字，意思是此簋为酉氏为其父亲癸所作。时代被定为商代晚期。

　　簋，原是中国古人用于盛装食物的容器。初为陶制，商代以后主要为青铜质，其功用也主要被用来作为礼器。

　　酉父癸簋，即是一件难得的古代礼器精品。据金石、甲骨文大家柯昌济于1935年刊印的《金文分域编》记载：酉父癸簋于1929年在辽阳出土，曾是徐世昌晚年的收藏，之后被王一民收藏。1960年，王妻吴清漪将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收藏。2004年，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陈佩芬将其收入《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中，编号083。

　　一般以为，像酉父癸簋这样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其铸造和使用地点应该在中原至辽西地区这一范围之内，但却出土于辽东首府辽阳，由此，关于酉父癸簋的流传轨迹和过程，其中一定蕴含着以往许多从未被世人知晓的秘密。

　　纵观酉父癸簋的造型、纹饰和铭文书体，的确称得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的青铜艺术品。其铜质优良，铸造精工，纹饰华美，保存完好，且铸有铭文，器主明确，为我们研究辽阳地区秦汉以前的历史状况，以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酉父癸簋属商代晚期。内底铸铭文三字：酉父癸。是酉为父癸作祭器。箕子的祖父名瞿癸。而酉，则是箕子的父亲理酉。是箕子的父亲理酉为其父瞿癸作祭器。

　　柯昌济编著的《金文分域编》记载，“辽阳县出土酉父癸彝”。商代晚期的酉父癸簋，是商王室贵族的祭器，本应存在于今河南安阳，为什么出土于辽阳?

　　只有一种可能，即为商末周初，纣王的堂叔、太师箕子受周武王分封，在今辽阳建立箕子王朝时所带来。

　　殷商时期的青铜礼器，为王室专有。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土殷商时期青铜礼器的地方，跟当时的王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制造于殷商都城的酉父癸簋来到古襄平，这和商末太师箕子于商末来到古襄平建立箕子王朝有直接关系。

　　箕子为什么要将此彝器带到襄平?箕子来襄平建立侯国，一定要设立用于祭祀先人的宗庙，而酉父癸簋则是祭祀先人的祭器，是祖父和父亲的象征。

　　此外，业内人士还列举大量的佐证，证明箕子王朝确曾存在于辽东、辽宁地区，都城在今辽阳存续七百九十五年。辽阳的建置史，至今已有三千零六十四年。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原院长、教授杨英杰以《辽阳先秦历史文化》为题，也发表主题演讲，进一步肯定张春雷新论及其勇于探索的精神，相信一定在古代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杨英杰表示，科学研究是一个无穷尽的求知求真的探索过程。任何人的任何一种观点，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完善的。经过争鸣验证，是正确者，可贵!不确者，亦可贵!因为它发现了问题，提出了问题，探索了问题，开阔了研究者们的视野，引起了争鸣，使之最后一步步揭开历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