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介绍：

　　Uwe Fleckner（傅无为）：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汉堡大学教授，现任德国图像学核心机构瓦尔堡档案馆(Warburg Haus)馆长。德国艺术史是世界公认的艺术史发源地和学术最高峰，傅无为教授代表着德国艺术史最活跃和具有国际眼光的中生代力量。他所领导的瓦尔堡档案馆是图像学理论的诞生地，近年再度成为全世界艺术史、图像学最关键的研究基地。

Uwe Fleckner（傅无为）

　　导语：

　　继第一次讲座介绍瓦尔堡对印象派大师马奈和意大利古代艺术的研究之后，此次傅无为教授将展现瓦尔堡生命中一段传奇之旅——美国之行。1895年，瓦尔堡偶然到访美国，由此展开一段对于当地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深入调研。他将印第安文化及宗教仪式中的神秘符号也作为图像学的对象展开研究，并与西方艺术传统进行对比，这在传统艺术史领域是很少得见的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方法。后来这段经历形成瓦尔堡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蛇仪》(Serpent Ritual)。这次旅行过程中，瓦尔堡同样展现了他对摄影的极大热情，他怀揣照相机，四处拍摄，留下大量的照片素材。这些照片本身质量良莠不齐，却是非常珍贵的一手档案资料。

　　主题：有障碍的摄影——阿比·瓦尔堡记录其美国之行的图片

　　第二部分：“这些照片很少是没有瑕疵的……”

　　回到欧洲后，瓦尔堡对他探险之旅的成果进行评估，查看笔记，尤其是他自己拍摄、或是从其他研究者那里得到的大量照片，并写了一篇讲稿——他将在汉堡和柏林举办讲座，将这篇讲稿呈现为一篇“图文并茂的日志”(illustrated diary)。

       1897年1月21日，瓦尔堡向汉堡的业余摄影促进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Amateur Photography)做了一场讲座，2月10日向柏林的美国研究者俱乐部(Americanists’ Club)，3月16日在柏林民族志博物馆向自由摄影协会(Free Photographic Association)，又做了同样的讲座。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讲座针对的不是一群具有专业背景的研究者，而是推动业余摄影发展的协会。这意味着美国之行的视觉记录对他而言非常重要——这更说明了为何需对他在美国拍摄的照片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讲座PPT

　　瓦尔堡使用的是一部 “Buckeye” 牌的照相机。这是一种很易操作的盒式相机，1895年后才投入生产，胶卷可以在白日光照下装到相机上去(不用非得在暗室里)。同几乎所有柯达公司出售的相机一样，这种相机显然也是面向一个业余摄影者的消费市场 (“你只需按下按钮，其他不用操心”)。这种轻便相机是专门设计来拍摄中等尺幅的照片的，操作起来很快捷，便于拍摄记录舞蹈仪式时使用。

       但瓦尔堡这个艺术史学者不是一个娴熟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快照(snapshots)有很多技术上的瑕疵：影像模糊，细节不足，影像重叠，曝光不足，或是将他本人的影子或附近的人拍到照片中来。在上述三场讲座中，瓦尔堡承认了这种瑕疵的存在，却又将其归因于印第安人的影像恐惧症(iconophobia):“这些照片很少是没有瑕疵的，但请容我辩解一下，各位须记得这些照片经常是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拍摄的。几乎所有印第安人都怀着一种迷信的观念，恐惧其形象被拍摄下来，这使我无法进行长时间的准备。”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在何时何地得到他那部相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95年12月到达圣塔菲(Santa Fe)之后，他才开始在旅行日志中插入自己拍摄的照片。

　　只有很少的照片是依照图像构图的通常标准拍摄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瓦尔堡采用标准构图时，全都是用来拍摄美国城镇上层阶级人物或欧洲来到美国的定居者的肖像照，或是用来拍摄他们在其中居于主导位置的照片。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大部分达不到专业品质的照片又有一个重大的优势，即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瓦尔堡观看美国西南部的摄影视角，因为这些“业余”的拍摄避免了任何常规的摄影美学强行加入到画面中，于是留存下来的瞬间直接并且如实地显现了他对兴趣题材的天然自发的反应。

       在1897年那三场讲座中，瓦尔堡多次强调说很多照片都是“快照”，即“瞬时影像”。由此，他不但坦然接受了它们在技巧上的瑕疵，而且凸显了他力求取得的高度真实的效果。为了强调他是忠实地记录下了所观察到的现实，他几乎逐字引用了左拉的一句著名格言(“通过人的性情瞥到自然创造的一角”)，但又机智地将其中的“创造”和“性情”两词替换掉了，从而将他的拍摄表现为是一个全然客观的过程，描绘说这些照片是“通过一部柯达相机看到的自然一角”(un coin de la nature vu par un Ko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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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瓦尔堡的说法，1897年那三场讲座是一场“短暂即逝的图像之旅”(ephemeral pictorial journey)，其中展示了他自己和其他人拍摄的约70幅照片。讲座的开始展示了一幅地图，取自于埃米尔·施密特(Emil Schmidt)于1894年所著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犹他州南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古代遗迹》(Vorgeschichte Nordamerikas im Gebie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他的听众，或者说观众，可以由此循着一个大致历时性的顺序跟随他美国之行的足迹。他们看到的照片反映了曼克斯峡谷(Mancos Canyon)、圣塔菲(Santa Fe)和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óbal)，居住在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附近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以及霍尔布鲁克、祖尼族人部落和基姆斯坎宁，最后是纳瓦霍郡(Navajo)的平顶山上霍皮族人的村落，以奥赖比村及其舞蹈仪式作为戏剧化的高潮。帕萨迪纳和旧金山的照片显然被解读为是与文明世界达成和解的一种回归，提供了这场展示结尾处的一个最强音。

　　在瓦尔堡的报告中，图像与文本、幻灯片与讲演辞的关系颠覆了通常艺术史讲座的习惯: 在他的演讲中，是摄影材料的序列和节奏决定了发言的内容。事实上，正如保存下来的手稿上一些注释似的段落所揭示的，在摄影图像的引导下，瓦尔堡时不时会临场发挥。正因如此，瓦尔堡的讲座总是以“图片”(pictures)为题：1897年3月16日在柏林的那场讲座题为“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生活的图片”，而1923年在克罗伊茨林根疗养院的那场标志了他从疾病中痊愈的讲座，其标题也围绕“图片”，与以上题目大同小异——瓦尔堡将这场讲座直白地描绘成“配上语词的图片”，其图片和文本的排列与前述那场讲座也很类似。如果用一个跳越时代的比较，讲座的文本就像电影脚本，而最终的讲座呈现为一部极不寻常的“西部电影”。

　　显然，这些电影化的影像序列引导观者观览美国西南部的广阔荒野。穿越这片风景的过程被一张张照片呈现出来，那些展示了原始的交通工具和简陋住处的照片则将观众的注意力聚焦在瓦尔堡堪称先驱的冒险行为，以及日渐远离文明世界的空间距离。有时，这些影像序列会“将镜头拉近”，首先展示一个村庄全景图似的风景，然后从较近的距离拍摄几座建筑，最后再进入到一座建筑的内部，或是以特写手法呈现一个或多个住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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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呈现他前往拉古那部落(Laguna Pueblo)和艾克玛部落(Acoma Pueblo) 的旅行时，运用的是其他摄影者拍摄的照片，但照片的序列就是如上述那样不断拉近的。瓦尔堡在引导这场影像之旅的过程中很有技巧。他拍摄的照片则表现了他在面对一种情境时常常态度谨慎，采取逐步靠近的办法。比如，他会先从远距离拍摄霍尔布鲁克的A. & B. 舒斯特杂货店(A. & B. Schuster Groceries)外的一群男人，然后再从较近的距离拍摄;或者是从远距离拍摄基姆斯坎宁的一群纳瓦霍人，然后几次变换拍摄视角，最后才从一个蹲着的位置拍摄，力图与所拍摄的人物发生直接的眼神接触。

　　这位业余摄影师显然不太关心单帧照片该如何构图，而更在意如何使自己接近拍摄对象的过程显得尽可能地真实可感——这种接近包括了身体上靠近拍摄对象的过程。他的照片通常都不是客观的、民族志的纪实材料，而是经常被设计为交流式的——不少拍摄对象都直视着这位拍摄者的眼睛，显出好奇、微笑或是自我防卫的神色。而瓦尔堡有几次最终放下了相机，与刚拍摄过的人物共处一处，在一个翻译的协助下与他们交谈，然后让人拍摄他与他们在一起的合影。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断介入到情境之中，不仅只是观察，而且弃绝(实际上是破除)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一个具体的例证是记录瓦尔堡此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的系列照片，拍摄的是奥赖比村崇拜克奇纳神的舞蹈仪式(the dances of the Hemis Kachina)。这一系列照片在远景和特写之间不断转换，捕捉观看者的反应，由此对仪式过程提供了一个准确而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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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拍摄过程中，瓦尔堡再次跨越了单纯科学观察的界限，让人拍摄了一张他与一个舞者挽着胳膊的合影——这个舞者脸上警觉的表情凸显了这一情境在当时有多么微妙。 最后，瓦尔堡甚至戴上了一个舞者的头盔面具，但他戴的方法不对，面具没有遮住他的脸，由此暴露了他的身份。他的表情和紧张的身体姿态表明，他本人对这一打破禁忌的做法也感觉很别扭：观者能感觉到这个神奇仪式对瓦尔堡的诱惑，使他想放任自我，陶然迷失在仪式过程中，但他没有屈服于这种诱惑。

　　瓦尔堡在此运用的方法很难被视为是一种参与性的观察。他与霍皮族人只发生了零星的接触，作为研究者的他还不能实际参与到他正在研究的这个部落群体中去。但在与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交往之后，瓦尔堡肯定是很了解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可以从一种个人化的互动交流的角度来从事田野调研。库欣在1879年到1884年间与新墨西哥州的祖尼族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被普韦布洛印第安人酋长收养为义子，被取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名字，由此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先驱之一——这种研究方法与当时在民族志研究领域盛行的种族优越感形成了直接对立。而另一方面，瓦尔堡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接触又绝不仅仅是从一个“中立”角度进行秘密观察。他没有从方法论上反思其对于当地规矩和风俗的拍摄，这种拍摄方式杂合了一部分互动接触、一部分侵犯性的观察，以及游客般猎奇的画面。他拍下的照片表明他并没有真的意识到照相机闯入当地社会及文化结构时可能引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