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然有一个生年，两个卒年。一说(1885——1946)，一说(1885——1962)。现在确定后一个是正确的，但是网络上排在最前面的周氏生平介绍，还是沿用错的(1885——1946)。这也难怪，周越然这个名字及其藏书事迹被提起被读者了解，仍是年头未久呢。最早(上世纪80年代末)公开提到周越然的是知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他在《言言斋谈书》里写道“现代藏书家中，喜欢写书话的，其中有一位言言斋的主人周越然。他长期生活在上海，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担任过英文科长，因编辑《英语模范读本》、《英文造句法》等工具书而闻名，同时也给出版家带来不小的利润。他熟悉海上书林掌故，喜欢收藏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又有人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中外文学的禁书，如明版《金瓶梅》等。在他写的书话里，果然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外国〈金瓶梅〉》等类似的题目，证明外界传言之不假。”

　　周越然之所以成为富甲一方的藏书家，他的第一桶金来源就是上面说的《英语模范读本》。周越然拿的是版税，此书越畅销，他得的钱越多。凭着版税，周越然盖得起藏书楼，“言言斋”既是他的斋号，也是藏书楼的名字。周炳辉在《琐忆祖父周越然》里写道“祖父的藏书楼，名曰‘言言斋’。那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原位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前有花园，后有菜园，两旁植树，全地占二亩半。”

　　周越然于“言言斋“之深情，好比丰子恺于“缘缘堂”之厚意。这两座书楼有共同之处，均为主人亲绘图样，监理施工;落成后均未多享用，皆为日寇炮火所毁。丰子恺悲愤不已，写有《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周越然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月前车夫小虎往闸北窥探视，见三省里房屋尚未全毁。入门，见书桌上余常用之《牛津袖珍字典》尚无人盗去，即取之而出。今日(言言斋已证实全毁矣)静坐无聊，余在其封面后，护页上作一短跋如下：‘余藏西书约二千余种，内有绝版者数十册，闸北之战，余家首当其冲，所有三省里五号自建房宇，中西书籍，及一切日用之品，均被焚毁。此仅存之西书也，留之以作纪念。’”(1932年3月11日)

　　当时的报纸也对言言斋遭轰毁作了报道“英文专家周越然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供职，任函授学社副社长及英文编辑主任。其著作尤以《英语模范读本》为当世所传诵。居恒俭朴无嗜好。二十年辛勤从事于著述，所集酬资悉数采办中西典籍。近数年来，所得中西名贵古书尤夥，收藏于闸北通庵路五号自建寓所。据闻沪变后，全寓被炮火所毁。该寓占地三十九方六，其藏书出名言言斋，藏有宋元明清精本约二千数百种，计一百六七十箱，西文三千余册，内有绝版者百余种，古玩二百余件，及太平天国文件等，悉付劫灰。”(1932年3月23日《时事新报》)

　　言言斋被毁，却留有少少残值。周越然在1932年10月26日的日记中记有此事，“闸北三省里焚馀墙壁及铁门，铁栅等，由庄百俞君经手代为售去，得价六百五十元。承购人先付二百元，其馀言明月底付清。言言斋为余半生心血所成，其房屋及其内容，共值十余万元，而收回者只此细数，真烦闷亦可笑也。”

　　周越然的藏书尽付一炬了么?好像言言斋还存有相当烬余之物。1944年11月1日，上海，《杂志》社举行“掌故座谈会”，出席者有：内山完造，包天笑(69岁)，松平忠久，周越然，徐桌呆，福间彻，钱芥尘。另有《杂志》社人员鲁风，吴诚之，吴江枫。三位日本人中，内山完造不必介绍大家都知道;松平忠久在广东岭南大学读过书，能说广东话，北京话和上海话，对于中国各种戏剧尤有研究，时任上海日本使馆事务所报道部长。福田彻居上海多年，曾于上海同文书学院读书，时任上海日本使馆事务所副领事。

　　包天笑乃在座最年长者，由他作开场发言，谈清末的作家和文坛掌故。包老说清末最享盛名的四大小说《孽海花》《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曾孟朴、刘鹗、李伯元、吴趼人四人，“只刘铁云先生不相识。”若说摆老资格，这就是了。包天笑说到李伯元编辑《绣像小说》，这撞到周越然强项上了，他接着包的话茬道“说起《绣像小说》，我还藏着全部，共七十二期。现在外间很少见，弥足珍贵的了。它是用拷贝纸印，铅字排的，绘图非常精致，每月出版一本，仿佛月刊的样子。我知道商务印书馆倒没有这样全部的绣像小说了。”好一副藏书家惯用的口吻。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于“一·二八”损失惨烈，计算金额高达一千六百万元。

　　周越然接着说“我去年到日本去(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年会)，看见他们的东方文库，藏书极丰，我国各地的府县志，几乎搜罗俱全，但是我故乡湖州的武康县志却没有，武康县志在我国图书馆里也找不到的，一共只有二部，由我收藏着，可是一部已经烧掉，现在只剩一部，真可谓硕果仅存了。”武康县志烧了一部，还有一部未烧遂成海内孤本，可知周越然不只言言斋一处存书。

　　《杂志》社见周越然面有得色，也凑趣道“周先生藏着许多名贵的孤本，将来有机会可以开一次小规模的文献展览会，给熟人看看。”

　　周越然也不怕露富：“是的，我还有二百多张宋版的枼子，宋版的部头书，难免是贋鼎，这些单张的叶枼子，倒都是真正的宋板。”按照古已有之“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算法，周氏这二百两黄金，是另一种摆老资格。谢希平在《记周越然》中写道“廿一年闸北大火，损失不知多少，但是现在到过他的藏书室里的人，还是叹为观止，尤其是经史子集的单页宋版和明本的金瓶梅一类的伟大收藏。”

　　周越然还有一种光荣，他作过胡适的老师，尽管只教了两天，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周越然说“胡适原名胡洪骍，曾在中国公学读书，我教的是近代史。当时在中国公学教书很不容易，教师要讲两种话，一种是北方话，一种是广东话，因为一半是北方学生，一半是广东学生。我因为讲得太快，一口气教了几页，学生们吃不消，便请我不要教下去了。所以，胡适只做我二天学生，呵呵。”

　　诗僧苏曼殊与周越然作过同事，周越然大揭诗僧老底“民国二年光景，我在安徽高等学堂教书，与苏曼殊同过事，他性懒，专拣轻松的功课教，有时听得上课钟声，反拥被而卧，不高兴起来去上课。他喜欢吃蜜枣，雪茄烟，还喜欢嫖堂子吃花酒，到了妓院里，一个人自顾自酣睡，性情非常怪僻。”教过两天的学生胡适之，同过事的苏曼殊，现在的名声远胜周越然。周越然以藏书为胜事，勉勉强强今天还有极少的人记得他，出版他的书，周越然几本谈藏书的旧著有人出很高的价钱来收买，尤其是《书书书》印数仅一千，更为珍罕。

　　周越然的酒量也很有名，谢希平说“他每顿必需喝啤酒呢，每饮起码要近一打，黄酒呢，也要五六斤，‘醉’字在他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可是现在酒价太贵了，周先生不但顿数改少，喝的时候，也加以统制了，有时竟可不喝。”

　　本来藏书之事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非常时期，藏书家欲洁身自好，也难。周越然在日据时期，发表了很多文章，抛头露面，没有像别的文人那样学会韬光养晦。最致命的是周越然参加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的两届，难免招来众人的非议。虽然战后周越然没有遭遇像陶亢德，柳雨生等入狱判刑的更坏命运，但从此隐姓埋名，“藏书家周越然”无人再提。

　　“儒冠多误身”，周越然太多书生气，太少政治敏感。日据时期风头极健的张爱玲，于政治却最为清醒，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邀请张爱玲，你看张爱玲怎么回答的“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

　　对待特殊历史时期文人的言行，“同情之理解”是比较恰当的态度，另外两种极端的态度和手段实不可取。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更加理智，更加客观地审视历史，但是另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十几年前，当年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当事人自导自演了一出“南玲北梅”的闹剧，当事人的心态既滑稽又是可以理解的。近来，又有关于周越然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绑架说”盛传。《琐忆祖父周越然》称“直到祖父去世以后，我才从姻亲王履模前辈(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口中了解到原委。据王老说，那年祖父去日本参加大会是被迫的，此前他被日本宪兵于深夜从家里绑架到虹口的新亚大酒店，关了多天，威逼他领队往东京，如不服从，后果可以想象。这真是生死的抉择，他屈从了。”日本宪兵不把周越然往宪兵队关押以威逼，却往大酒店里绑架，这个情节真像电影里表演的。

　　笔者存有当年出版的画报，上面载有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举行)的多幅照片，全体中国代表合影一张，周越然与日本代表握手一张，周越然大会发言一张。另有一张周越然手迹“我今天到了东京，我很快乐，我很欢喜……”下面是非常之不堪的话，恕不录。尽管如此，周越然，——民国时期一位藏写俱丰的杰出的藏书家是主流，那些逆流是历史带给个人的无力违抗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