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活字印刷、抄本、稿本的数量与雕版印刷的图书数量相差极为悬殊，前三者只是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真正作为普及、传播学术的有效方法和工具的，还是雕版印刷术和用这种技术印刷成的书籍。它在古代文化领域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居于首要地位。因此，今天我们谈版本的鉴别方法，其对象主要是刻本，其次才是活字本、抄本和稿本。

　　古代造伪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书的内容作伪;一种是书的版本作伪。前者多系文人所为，后者多系书贾和个别藏书家所为。自唐大量刊行书籍以来，至宋而大盛。由于宋刻精良，纸墨、刀法、字体、装满都很讲究，故后世的藏书家遂有宝视旧刻、鄙夷新刊的思想产生。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载旧

　　监本、秘阁本、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严州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丽本，而南宋盛行的建本、婺州本等，却一律不载，其轻视通常习见之本可知。据《逊志堂杂钞》说，明嘉靖中朱吉土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板，访得吴门放家有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评宋椠袁宏所著《后汉纪》，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婶临行时，题诗于壁曰：

　　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

　　后人就此事评论说：

　　夫以爱妾美婢换书，事似风雅，实则近于杀风景。此则佞宋之癖，入于膏育。其为不情之举，殆有不可理论者矣!

　　嘉靖之间，虽有美婢易佳刻的“不情之举”，但在藏书家和士大夫中并未形成普遍的现象。自从钱牧斋、毛于晋提倡宋元旧刻以来，季沧苇、钱曾、徐乾学更加推波助澜，流于乾嘉，佞宋之风尤炽，至民国间仍不衰歇。《汲古阁主人小传》说毛晋，“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来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

　　钱，每叶二百;有以;日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徐乾学也每遇宋元抄本、刻本，虽零缺单卷，亦必重购之。黄荛圃《书跋》也说：“闻无锡浦姓书贾，持残宋本《孟东野集》，索值每叶原银二两。”可见宋元本书在乾嘉时，“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书林清话》卷十)。据记载，“乾嘉时，黄荛圃翁每于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翁自号佞宋主人”(徐康《前尘梦影录》)。黄丕烈佞宋是很出名的，当时就有“今天下好宋版书，未见如荛圃者也”(王念孙《陶陶室记》)的说法。他曾说过：“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好成癖，遇宋本苟力可勉，无不致之以为快”(《三谢诗跋》)。他还自称是“惜书而不惜钱”的“书魔”，“遇一善本，不惜破产购之”(石韫玉《秋清居士传》)。他积数十年心血，收得宋本百余种，筑室贮之，题额“百宋一廛”，一时翘居群楚，称雄海内。

　　对黄丕烈“佞宋”持异议的甚多。批评之一，认为他“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为深悉”(洪亮吉《北江诗话》)，只是对版本外观形式的鉴赏，算不上学问家。批评之二，认为他“动称宋刻，不知即宋亦有优有劣”，是“陷于绝对化”的盲目迷信(来新复《古典目录学浅说》)。批评之三，认为他“是把宋元刻本当作古董来玩，看成奇货可居，距离为读书而藏书的作法也太遥远了”(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实际上，黄丕烈“佞宋”并非只是鉴赏而已。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在《陶陶室记》中所说：“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其于版本之先后，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删，及其接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进而论之，在版本形式与版本内容两者之间，黄丕烈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认为：“凡书不为细校一通，第就外面观之，谓某本胜某本，此非定论也”(《校旧抄本<衍极>跋》)。又说：“既而校勘群籍，始知书旧一日，则其佳处犹在，不致为庸妄人删润，归于文从字顺，故旧刻为佳也”(《武林旧事跋》)。

　　这就清楚地表明，黄丕烈是主张以校对版本内容异同为判定版本优劣的主要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得出宋版书优于后刻版本的一般规律，因此而特别爱收藏宋版书。

　　土大夫中有一等人，趋附时尚，不懂装懂，才是真正的“把宋元刻本当作古董来玩，看成奇货可居”的人。这种人不仅明代有朱大韶，清代还有王鼎丞。而且后者的无知比前者更为典型。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说：

　　好古者重宋版书，不惜以千金、数百金购得一部，则什袭藏之，不特不轻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数翻阅也。余每窃笑其痴。王鼎丞观察定安酷有是癖，宰昆山时，尝买得宋椠《孟子》，举以夸余。余请一观，则先令人负一椟出，椟启，中藏一楠木匣。开匣，乃见书。书之纸墨亦古，所刊笔画，亦无异于今之监

　　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较别本多记数行平?”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则不如仍读今监本之为愈耳，奚必费百倍之钱以购之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收#之。余大笑去。古书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一切在市场上通常出现的现象也必然在书市上反映出来。古刻愈稀，零篇残页，宝若珠琳，本是自然之理;再加上一些佞来派哄抬市价，争相抢购，就造成书贾有利可图，乘机假造宋版书以投其所好。这是版本作伪的主要原因。

　　其次，明正德、嘉靖年间覆刻宋元本之风，也为书贾作伪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明代文人早就不满足于习见枯燥的《五经》、《四书》以及当代人的诗文集子，在何景明、李梦阳等但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的影响下，一般士人更加强烈地要求多读古书，然而古宋版书到正德时已经流传不多，根本无法满足广大文人学者的需要。为了适应需要，于是兴起了翻刻来元本的热潮，从而出现了覆宋、仿宋刻本。另外，明代一些坊肆书贾，为了牟利快，任意割裂、窜改古书，同时校勘也不精，书中错字连篇，纸缪百出，贻误读者，甚至害得士子考试的讹写被黜，有些官吏亦因被恶本所误，考试出题或平时应对时被人耻笑。因此，当时官府曾下令，严禁刻书人任意窜改官定版式、文字，致使当时的刻书行业不论何时的书都照式摹刻，甚而版心的刻工、字数，文中的讳字及牌记，书口边栏等，统统照猫画虎地描下来，这就更加促成并加剧了当时翻刻宋本的热潮。

　　明代中叶翻刻宋本的热潮首先在苏州地区从家刻本中兴起。正德年间，苏州书贾陆元大翻刻了宋本《晋二俊集》、《花间集》、《李翰林外集》;苏州官绅都穆协助刘恒翻刻了宋本《越绝书》;江阴藏书家朱承爵也仿宋刻了《樊川诗集》、《瘐开府集》;苏州学者黄省曾也仿宋刻了自注《申鉴》。这些都是

　　嘉靖前翻刻宋本书的先驱。

　　到了嘉靖初年，苏州地区的仿宋刻书之风大盛，文人、学者、富豪、书商纷纷响应，一大批专事摹刻宋版书的写刻工匠也应运而生，翻宋刻书热潮如火如茶，各家翻刻的宋版书不胜枚举。

　　在家刻影响下，苏州官刻亦随之而起。而离苏州不远的常州府无锡，扬州及松江、杭州、南京等地，也很快受了这种新风气的影响。尤其是无锡一带的写刻工人经常来往于苏州各地，巡回刻书，因此很快地就熟悉了翻刻宋本的技巧，于是，无锡也成了明代中叶翻宋刻书的基地之一。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在翻刻宋本的热潮中，涌现了许多以精勘善镂著称的名家，仿刻之精，几可乱真。清朝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二“王延哲”条记载了王刻《史记》的一段故事。

　　明尚宝少卿王延哲，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哲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椠《史记》鬻采者，索价三百金。延哲结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值。”乃鸠工集善就宋本摹刻，甫一月而毕。其人如期至索值，故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哲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敬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本即此本也。王延哲借人《史记》鸠工摹刻一月而毕工，连原书主人也难以辨别真伪，可见其摹刻技术之工精艺绝!另如陆元大、黄省曾、袁「耿衣上下结构」等人摹刻的宋版书，因其刻印讲究，多为书贾割裂牌记，冒充宋椠。又如明正嘉间芝秀堂覆刻来嘉定本晋崔豹的《古今注》三卷，半页十行，每行十五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板心下刻“芝秀堂”三字，由于书贾把“芝秀堂”字样挖掉了，因此涵芬楼《四部丛刊》、涉园《百川书屋丛书》影印时，都是以这个明覆宋本为底本，而皆著录为“依来影印”。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大名鼎鼎的张元济先生也未识其伪，可见其摹仿之逼真。正因为明代摹刻的宋本“求毫发无憾之意”，纸墨也好，再加上一些藏书家佞宋本成了癖好，本身又无鉴别能力，只要有人说是宋本，就趋之若骛，这就给书贾造成可乘之机，为了达到射利营生之目的，就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版本造伪。

　　第三，一些藏书家卖弄风雅，有意拔高版本的刻书年代，以此来自高身价。一些富豪之家，藏书虽多，但古本不多，于是就找出几本破烂书，似古非古的，佯称是什么宋本、元本，自己夸耀当然不行，于是就请一批帮闲文人一一写题识来技合自己所好。三人成虎，本来不是宋元版书的，也就成了宋元版了。像这样作伪的版本也不少，但总的说来，不及书贾作伪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