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1]，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湖南邵阳人。魏源早年即好史书，他一生的主要著作都是史书。例如：《诗古微》《书古微》是经学史、学术史，《皇朝经世文编》是清代思想史、社会史，《海国图志》是世界史和鸦片战争史以及另外三本专门的历史著作，即《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元史新编》。需要指出的是，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 [2]同样，在我国古代乃至于近代，没有所谓文献编纂学，而有从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文献编纂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关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是包含在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整理之中的，往往是把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同历史文献编纂的研究融为一体。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文献编纂理论中包括目录学、校勘学所取得的诸多研究成果。所以，魏源这些历史著作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魏源的文献编纂学理论，确立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海国图志》

　　受林则徐委托，1842年12月，魏源着手编纂《海国图志》，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体现了魏源作为史学大师卓越的史识和深厚的功力。鸦片战争后，魏源为了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编纂了《海国图志》一书。这是中国编写的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和部分科学技术知识的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刻本为五十卷，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1852年扩充为一百卷。该书的编撰，主要以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原书为1836年伦敦出版的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稿为基础，又补充了明朝末年以来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所写的有关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和科技资料，中国历代史志以及中国研究西方的有关著作，甚至包括鸦片战争期间审讯英俘的口供等。这部书区别于过去同类书籍的特点是[4]：①它不是“以中土人谭西洋”，而是“以西洋人谭西洋”，所以内容较准确。②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以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张。此书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对当时和后来的知识界都有很大影响。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第一、二卷《筹海篇》中，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抗敌救国主张，中心意思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在图书编纂学领域中的创新体现在《海国图志》的编纂体例方面：关于典志体史书的革新。“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纂原则的确立，集中反映了魏源编纂典志体史书的新思路。《海国图志》征引外国人的著作分为两大类二十余种：一是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一是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的最新著述。此外，书中还有一份十多件奏折和一些魏源亲自搜集的史料。实际上魏源在介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情况时，大多采用的是近代来华西人主要是传教士的著作。《海国图志》还充分继承发扬了历史考证学的传统，把“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研究方法引入考证学中，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的歧异问题上，坚持以新的著作、西人著作为准绳的原则。魏源在史料鉴别和考证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动机就是在处理西方史料时能够契合“经世致用”的编纂原则。

　　另外，魏源用“音译”和“意译”的方法来解决分类汇辑西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的问题，是对编纂历史地理的有益尝试，为晚清典志体史书语言表述的多样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志为主体，结合史论、图、表，初步探索出撰写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综合体裁[3]。魏源写作《海国图志》贯穿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故在编纂上具有与传统历史地理著作不同的特色。

　　2《圣武记》

　　1842年7月魏源开始编纂《圣武记》，着眼于国内，积极地探索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其实，《圣武记》是魏源早有计划要编写的著作[5]。1929年，魏源按例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得以借阅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当时他就有心收集资料，想写一部本朝的战史。魏源在该书的叙旨中说出了缘由及撰述背景：“晚桥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及，乃尽发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表明作者是在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编撰《圣武记》。《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体学术研究的色彩，在创新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魏源在编整体例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圣武记》在编撰上的创新，最主要表现在将史论这种传统体例，同纪事本末体体裁有机地结合。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由于各条目相对独立，因而读者很难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领悟作者表达的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史论由于独特的史例特点，易于彰显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和史书的价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圣武记》的史论形式包括：序论、前十卷篇末“臣源曰”、后四卷《武事余记》史论专篇。纪事本末体重视序论的作用，并且与“经世”思想紧密结合，《圣武记》可谓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论。《圣武记》的“臣源曰”仿《隋书》“史臣曰”的体例，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见解和史学价值。由于《圣武记》编写于鸦片战争硝烟未尽之时，有很强的现实感，因此，尚未完成就因索观者众，随作随刊。甫一出版，就风行海内外，今存海内外各种版本竟有二十多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非常重视此书。日本著名的“开国论”者佐久间象山在读过《圣武记》后，将魏源视为“海外同志”。

　　3《道光洋艘征抚记》

　　《道光洋艘征抚记》是近代第一部鸦片战争史，出自战争亲历者魏源之手，是研究鸦片战争和魏源思想的重要资料。该书篇幅不大，约二万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禁烟写起，到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抗英为止，是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下卷从1841年8月璞鼎查来华扩大侵华战争写起，到鸦片战争结束、不平等条约签订为止，为战争的第二阶段。魏源在此书中，充分揭露了英国贩卖鸦片的罪行，严厉谴责了其侵略行径。在全书的最后，魏源又重申了自己“以守为战”“以守为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6]。《道光洋艘征抚记》写成于鸦片战争刚结束之时，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它不仅为当时人和后来者了解这场战争的经过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还用春秋笔法为战争中诸多人物的表现定下了基调，这种基调一直影响着后人的评价。

　　4《元史新编》

　　《元史新编》是魏源凭一己之力，在借鉴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元代历史进行重新整理和编纂，虽未能全部完成，但意义非凡。旧《元史》是明洪武年间修成的，由于成书仓促，疏漏错误之处颇多。“承前代文献不足之余，加以纂修官宋濂、王祎皆系文士，疏于考订，昧于衮钺，有史才而无史学、史识。八月成书，是以疏舛四出，在诸史中最为荒芜。”[7]在魏源之前，清代已有学者开始对《元史》进行修订。最早是康熙朝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四十二卷。其书仿郑樵《通志》之例，将一切传记，皆以类次，殊为琐细，而且仅有纪传，而无表志，只能整齐故事，并未利用新史料。到乾嘉时期，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开始趋向严谨。钱大昕以淹贯之才，专治《元史》，于旧日史料，广搜博采，除正史之外，还对碑传文集、《元朝秘史》等甄别异同，考其得失，修成《补元史·艺文志》四卷，《补元史·氏族志》三卷、《辽金元史拾遗》五卷、《宋辽会元史朔闰考》四卷，而他的《二十二史考异》也以《元史》部分最精。稍后又有汪辉祖的《元史本证》五十卷，专以本书证本书，虽不及钱氏淹博，也至为精湛。徐松对元史西北舆地之学也有精深研究。这些早期的元史研究成果都与魏源编纂《元史新编》有直接的关系。魏源以《四库全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为基本史料，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考旧史，大约在咸丰三年(1853年)草成《元史新编》九十五卷。全书以邵远平的《元史类编》为蓝本，增入太祖、太宗、宪宗本纪。世宗以下本纪大抵袭用邵氏的《元史类编》，略加点定。其列传依据邵氏《元史类编》而加以增删订改。其《艺文志》和《氏族志》则全取自钱大昕。其他也多就旧史原文，增删改定而成。对这种编纂方式，齐思和先生在《魏源与晚清学风》中认为[8]：“吾国以前修史，本多属点定，择替而从，辞不必皆由作者己出，魏氏亦援其例焉。”魏源《元史新编》的创新之处包括：评论元代衰亡的原因和处理疆域问题上显示出进步的史识;在史料方面，魏源不但收集了包括《元史》所引资料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考订，并广泛收集域外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如：依据《元朝秘史》等书及域外史料，对从太祖至宪宗四朝的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5结论

　　魏源的文献编纂理论与实践首先具有鲜明的史学经世思想。魏源生活在一个考证盛行的时代，他早年的经学研究也是遵循这样的理论。但他在1825年进入幕府后，经世思想完全确定，治学的目的也明显由考证求真转向经世致用，鸦片战争后更是如此。在他看来，历史著作应该是医治社会现实弊端的良药，治史的目的就是要“立乎今日以指往昔”。从《皇朝经世文编》开始，他此后的所有历史著作都贯穿这一原则。他的这种选择不仅使他的历史著作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在当时及后来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了一代学风的转变。其次，魏源开创了当代史和世界史的新风。中国史学研究方面有记述当代的传统，例如：司马迁的《史记》。魏源编纂的历史著作无不体现出时代性和现实性，《皇朝经世文编》收录当朝的论说，《圣武记》记载当朝的武功，《道光洋艘征抚记》记录当下正在发生的战争，《海国图志》则更是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将眼光投向海外，引导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之所以能成为史学大家，就是因为他的心随着时代一起跳动，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魏源开创的当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直接影响着晚清史学的风气，成为晚清史学的主流。最后，在体例上不拘束，敢于创新。魏源对传统史学体例极为熟悉，但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圣武记》前半部为纪事本末体，后半部全是论说。《海国图志》开始以魏源的《筹海篇》立论，中间介绍各国情况，最后二十余卷全是论说。这种“不伦不类”的体例正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魏源所要传达给国人的多种信息，非单纯的历史地理著作所能相比。至于《元史新编》，正如梁启超评价所言，魏源著作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世界永留不朽的价值[9]。

　　参考文献：

　　[1]王林.魏源[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

　　[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32.

　　[3]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八十年大简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123.

　　[4]舒习龙.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J].史学史研究， 2009(2)：60-66.

　　[5](清)魏源.魏源集：圣武记叙[M].北京：中华书局，1976：56.

　　[6]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789.

　　[7](清)魏源.元史新编[M]，1905年魏慎堂刻本.

　　[8]杨慎之.魏源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71.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282.

　　作者简介：李克征(1968-)，河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