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迅速走向衰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与此同时，文献学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学者的重视，书籍的典藏、刊刻逐渐兴盛起来，目录、版本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转机。凡此种种，文献学各个领域自身的发展变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潮流的转换，也奠定了清代文献学发展鼎盛的基础。

　　一、考证

　　考证本是中国古代学者传统的治学方法。自从有了文字记载，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了初步的考证。孔子对《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典籍的整理，历来被视为文献学的开端，其中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考证工作。汉唐时期，考证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常见于一般的文献整理和目录编纂，而且广泛运用于经书训诂和经学研究中。汉代郑玄、马融等古文经学家治经重视训诂考证，受到时人和后世推崇。唐代学者承接古文经学的传统，形成了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注疏之学。宋代以后，随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学者摒弃汉唐经学的传统，另辟蹊径，注重义理阐发，理学因之产生。延及明代，心学盛行，学人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造成学术界清谈空疏的风气。在晚明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这种空疏的学风不仅未能挽救危亡，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危机。

　　明清易代之后，学者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心学以及理学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对包括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评，学术界出现了抛弃宋明理学，回归原始儒家经学的趋向。与此相应，汉唐经学特别是汉代古文经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传统治经方法，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和推崇。钱谦益批评宋明理学离经讲道、空言心性的弊端，主张回归汉唐章句之学的传统，“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1)，甚而明确提出：“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2)费密也十分重视汉儒的专门训诂之学，认为“古今不同，非训诂无以明之，训诂明而道不坠。后世舍汉儒所传，何能道三代风旨文辞乎?”(3)毛奇龄则针对理学的空疏学风及其穿凿附会的弊端，提出“以经解经”的治经方法，并制定了具体的规则，诸如勿杜撰，勿武断，勿误作解说，勿误章句，勿误说人伦序，勿因经误以误经，勿自误误经，勿因人之误以误经，勿改经以误经，勿诬经，勿借经，勿自造经，勿以误解经之故而复回护以害经，勿依违附经，勿自执一理以绳经，勿说一经碍一经等(4)，凡十六条，以为解经、说经者戒。而顾炎武在尖锐批评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不仅提出了复兴经学的主张，而且还在治学方法和研究领域作了新的探索。鉴于宋明以来学风空疏，学者几乎不通文字音韵，以致臆改经书，误解经义的现象，顾炎武明确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亦即从考辨文字音韵入手以通经学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积数十年之精力，先后五易其稿，撰成《音学五书》，或探究音学源流，或考辨经书古音，或订正韵书讹误。特别是其中的《古音表》，以先秦典籍为依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古韵韵部的划分离析，将古韵分为十部，成为清代古音学研究的第一人。为推阐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顾炎武努力从事群经诸史、典制舆地，金石碑刻，乃至政事风俗、河漕兵农的研究，搜集归纳大量例证，反复排比钩稽，有时甚而辅以实地考察，多方比勘验证，力求融会贯通，真实可靠。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代表作《日知录》一书中。该书“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所论皆“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2]，成为后世学者一致推崇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清初学者对经学的回归，对考证方法的提倡，为一代学术特别是文献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

　　二、辨伪

　　辨伪与考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对文献真伪的考辨，也是随着文字记载的产生而出现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辨伪在明末清初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在专书辨伪方面，《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大学》、《中庸》以及《石经大学》等经书，都是学者重点考辨的典籍。而在群书辨伪方面，包括经部、史部和子部在内的众多典籍，也都纳入了学者考辨的范围。先后参与辨伪的学者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履祥、毛奇龄、费密、万斯大、万斯同、陆陇其、胡渭、颜元、李塨、阎若璩、姚际恒等人。而有关辨伪的各种著述也蔚为大观，诸如关于《周易》及其所附《图》、《书》的考辨，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学辨惑》，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等。关于《尚书》的考辨，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姚际恒的《尚书通论》，钱煌的《壁书辨伪》等。关于《诗经》的考辨，有毛奇龄的《诗传诗说驳议》，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等。关于《周礼》的考辨，有毛奇龄的《周礼问》，万斯大的《周官辨非》，姚际恒的《周礼通论》等。通考群书的有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而姚际恒的《九经通论》、万斯同的《群书疑辨》，朱彝尊的《经义考》等，也都不乏考辨伪书的内容。至于有关辨伪的单篇文字，更难以计数。可以说，明清之际，无论是参与辨伪的学者，还是辨伪的专门论著，均远超前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在明末清初文献辨伪的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阎若璩对《古文尚书》、胡渭对《周易》所附《图》《书》的考辨。

　　阎若璩继承明末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批评宋学空疏虚妄，而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玄。治学崇尚考据，强调精审博证，注重求真求是，凡著一书、立一说、论一事，必定有根有据，做到“旁参互证，多所贯通”[3]。他在前人怀疑考辨《古文尚书》之伪的基础上，进一步穿穴经史，广搜证据，著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从渊源、传授、篇数、篇名、史实、文体、典制、地理、历法，乃至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古文尚书》非孔壁之书，孔安国《传》非孔安国撰，均是后世的伪作。以篇数为例，史载《古文尚书》均为十六篇，而东晋梅赜所上并流传后世的文本则为二十五篇，显然不相符合。阎若璩说：孔壁所出《古文尚书》，西汉、东汉学者所言、史书记载均为十六篇;“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5)诸如此类，阎若璩以确凿的证据，精审的考证，使一桩千年疑案最终得以定论。也正因为如此，阎若璩的考证成果，受到了清代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肯定。后世学者称赞他“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3] 。

　　胡渭是与阎若璩同时而又齐名的学者。他博学多识，擅长考据，尤精于经学与历史地理学。其《易图明辨》一书，是有关《易经》所附图、书辨伪的集大成之作。本来，《河图》、《洛书》等图、书，最早出自五代宋初华山道士陈抟，经理学家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辗转传授增益，又附会出《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共计九图。朱熹进而采用这些说法，将九图置于其著作《易本义》及《易学启蒙》的卷首。自此而后，这些图、书便附《易经》骥尾，得以流传开来，以图说《易》，据图解《易》，成为宋代以来《易》学的主流，《易经》的研究也因此而日益流于神秘玄虚。元明时期，曾有学者对这些图、书的来历以及图、书本身的真伪提出怀疑。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学者继有论辨。胡渭在此基础上，深入加以考辨，指出《周易》古经以及《注》、《疏》，从未有过图、书;有关《易》学的书籍，宋以前也从未出现过图、书。虽然古代曾有“河图”、“洛书”的记载，也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说法，但并没有确切地说明是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都没有提到有图。可是，这些图却忽然出于五代宋初的道士陈抟，显然是造伪之作。胡渭还进一步追本探源，一一考证出陈抟造伪的出处和依据，从而证明了宋代以来图、书之说的虚妄。后世学者推崇《易图明辨》一书，“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3]。

　　明末清初兴起的辨伪之风，以阎若璩、胡渭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在经书乃至群书辨伪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不仅对清代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推动宋明理学向清代汉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藏书

　　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动荡和长期战乱，使典籍文献遭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号称人文渊薮的江南地区惨遭屠戮，许多珍贵的古书几乎荡然无存。钱谦益对当时图书典籍遭到的厄运曾有极其沉痛的记载，“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梯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籍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6)。也正因为如此，清代初年的众多学者，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学人士子，往往倾其全部学识精力及其财力，孜孜不倦地求书、钞书、藏书，涌现出不少著名的藏书大家。如江苏常熟的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毛扆汲古阁，昆山的徐乾学传是楼、徐元文含经堂、徐秉义培林堂，江宁(今南京)的黄虞稷千顷斋、丁雄飞心太平庵，浙江余姚的黄宗羲续钞堂，嘉兴的朱彝尊曝书亭，杭州赵昱、赵信兄弟的小山堂、吴焯瓶花斋，宁波范懋柱的天一阁、郑性二老阁，等等。许多藏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求书、藏书，而且读书、著书，在经学、史学、目录、版本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建树，成为当时学术界转移风气的代表人物。

　　以著名思想家、学者黄宗羲为例。他博通经史，酷嗜文献，讲求经世致用，“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7)。时值明清易代，江南地区战乱频仍，动荡不安，黄宗羲毅然投笔从戎，先后经历“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其间“陵谷崎岖”，颠沛流离，艰难困苦，难以尽述。但即便如此，他仍将“身心性命一托于残编断简之中，故颠发种种，寒以当裘，饥以当食，忘忧而忘寐者，惟赖是书耳”(8)。同时，黄宗羲藏书留意明代文献，尤为注重搜集民间野史遗集。其子黄百家有言：“余家所得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道虽穷矣，书不可谓不富。而家大人方将旁搜遍采，不尽得不止。则是目所未见、世所绝传之书，数百年来沉没于故家大族而将绝者，于今悉得集于续钞，使之复得见于世。”(9)黄宗羲晚年致力于读书讲学、研究著述，先后撰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未成)等书，又编纂《明史案》、《明文案》、《明文海》等大型文献资料汇编，不仅总结前代学术，而且引领当代学风，受到当时和后世学者的一致推崇。

　　其他如钱谦益、钱曾、徐乾学、黄虞稷、朱彝尊等人，也无不在搜书、藏书的同时，致力于读书、著书。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列朝诗集小传》、《绛云楼书目》，钱曾的《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徐乾学主持编纂的《读礼通考》、《大清一统志》、《传是楼宋元版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朱彝尊《经义考》等著述，均得益于自家藏书，也都成为各领域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

　　在藏书、读书、著书的同时，一些藏书家、学者鉴于易代之际图书典籍散失亡佚严重的情形，还致力于钞书、编书、刻书，使文献典籍得到保存和流传。如黄虞稷与同为当地的藏书家丁雄飞建立古欢社，约定时间，互相借抄藏书，共同读书，还订立了《古欢社约》，成为书林佳话。黄虞稷还与当地另一藏书家周在浚同编《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希望能征集到前代珍本秘籍，将其刊刻流传。而嘉兴藏书家曹溶不仅撰有《流通古书约》，倡导古书流通，而且身体力行，辑录编纂图书。他收录唐宋以来至清代初期有关经学、杂史、杂著、杂录、笔记、诗话、遗闻遗事等短篇小品著述计四百余种，依据四部分为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大类，编成《学海类编》一书。据其门人陶越记载，该书收录的标准比较严格，如“诬妄之书不录”、“荒诞不经之书不录”、“不全之书不录”、“诗不系事者不录”、“杂抄旧著成编，不出自手笔者不录”、“近日新刻之书及旧板流传尚多者不录”(10)，等等。从中不难看出，清初的丛书刊刻试图纠正明末随意删改割裂的弊端，开始趋于求实客观，并重视书籍本身的学术价值。尽管该书并未能完全按照原定的标准收录图书，其中一些书籍有残缺不全，随意抄撮，改头换面之处，但因其收录广泛，内容丰富，仍不乏珍本善本，不失为一部颇有价值的古籍丛书。特别是其制定的收书标准，以及按四部分类的编排体例，都对后世的丛书编纂刊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目录

　　目录是图书文献发展的产物。自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图书，编纂《别录》、《七略》等目录著作以来，历代继有述作，或官修，或私撰，形成了目录发展的两条主线。明代是私家目录的繁盛期，特别是明代中晚期，涌现出一批颇具特色的私家目录，如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徐《红雨楼书目》、陈第《世善堂书目》、祁承爜《澹生堂书目》、周弘祖《古今书刻》等等。但受明中叶以后心学盛行，学风渐趋空疏的影响，学者普遍不重视书目解题，不少目录著作只载书名、卷数、撰人，成了仅仅“部次甲乙”的流水帐簿。

　　清代初年，为扭转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学术界开始提倡读书，崇尚实学，与图书典籍、读书治学密切相关的目录学，也出现了一种求实的现象。一些学者不再局限于编纂簿录登记式的目录著作，而力图编出搜罗宏富，具有特色，能够指示学术门径的新作。他们依据家藏典籍，进而广搜博采，致力于文献研究和目录编纂。朱彝尊的《经义考》就是其中的代表。

　　朱彝尊学识广博，能诗擅文，于经学、史学造诣尤深。康熙十八年(1679)荐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后为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九年(1690)辞官归里，潜心治学。他看到当时“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11)。全书分为御注、敕撰、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通说、家学、自叙凡三十目，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叙有目无书，实存二十六目。朱彝尊将历代经部之书搜罗殆尽，甚至历代学者自成一家之言的“拟经”之作亦囊括无遗。各书无论存亡散佚与否，全部著录在册。凡著录各书，均先列作者、书名;次据有关记载标明卷数，卷数若有异同，则注明某书作几卷;再标明存、佚、阙、未见。以下还逐一胪列该书序跋、诸儒论说以及作者生平事迹等有关材料。朱彝尊本人有考证辨说之处，则以按语形式附列于末。其所胪列之材料，除采自本书外，还广搜历代书目、史传、方志、文集等著述，网罗宏富，囊括全备，不仅堪称经部书籍之总汇，而且足备文献资料之渊薮。后世学者称其“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3]，确非虚语。

　　《经义考》而外，清初的不少目录著作，也颇有可称道之处。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分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之下，又细分门类，专载有明一代著述，成为此后《明史•艺文志》依据的蓝本，被后世学者誉为“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3]。与此同时，该书又于每类之末，附载辽、金、元人之书，虽然收录不全，学者亦有不同看法，但却直接开启了学术界此后的补志、补表风气。乾嘉时期，学者十分重视史表、史志的作用，花费很大的工夫对历代正史的表、志作了一番全面的拾遗补阙的工作。上自《史记》、《汉书》等前四史，下迄《元史》，各种补志、补表不下数十种，并由艺文志推而广及于其他各志，诸如孙星衍《史记天官书补目》，钱大昭《后汉书补表》、《补续汉书艺文志》，洪亮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等，但凡古史所阙略者，几乎囊括无遗。梁启超盛称“凡此皆清儒绝诣，而成绩永不可没者也”[4]。其它如钱曾《读书敏求记》，专载宋元珍本书籍，开后世善本书目之先河;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首创历算书籍的专门目录;韩霖《西士书目》，专收传教士著译之书，都反映出清初目录学的成就。

　　五、版本

　　经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之后，伴随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学者对典籍文献的重视，清代初年的版本学也开始发展起来，并尤为集中地表现在对宋元珍本特别是宋版书籍的推崇。一方面，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使得大量书籍遭到损毁，另一方面，学术潮流的变化又使得图书典籍重新受到学人士子的青睐。这样一来，那些年代较早、讹误较少、流传较稀的宋元旧籍尤其是宋版书籍，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者的热烈追捧，不仅传世的古本、旧钞被珍若拱璧，就连零篇残帙也在宝藏之列。许多藏书家极为珍爱宋元旧籍，想方设法搜罗珍本善本。如钱谦益绛云楼藏书多为宋元旧籍，惜其后不慎失火，多年珍藏付之一炬。钱曾既系钱谦益族曾孙，又为钱氏门人，受钱谦益影响，“生平所酷嗜者，宋椠本为最”，自言有“佞宋之癖”(12)，其述古堂藏书亦多宋版精本。而徐乾学传是楼藏书更是名著一时，其《传是楼宋元版书目》，著录宋元珍本达442部之多，深受学者推崇。

　　清初藏书家不仅推重宋元珍本，而且对古书版本有很深的研究。他们在为家藏书籍编制目录时，往往兼载版本，从而形成比较专门的版本目录。如钱曾酷嗜典籍，家富藏书，专筑也是园、述古堂收藏书籍，先后撰成《也是园书目》及《述古堂书目》。其中《也是园书目》收录最多，达3800余种，《述古堂书目》也收录有2200余种。由于钱曾藏书多世所罕见之书，故而两部书目皆以收录丰富受到学者的重视，尤其是《述古堂书目》还兼载版本，为学者提供了不少珍贵书籍的版本资料，很受学者推崇。他如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等，也都十分重视反映版本情形。

　　在讲求图书版本的基础上，清代初年的藏书家、学者还特别创立了一种新的目录形式，即题跋目录，采用为某一图书撰写题跋的方式，来记录图书版本的具体情形，考订版本的年代、特征以及优劣真赝。而首开题跋目录先河者，就是著名的藏书家钱曾。他经常读书、赏书、鉴书，对宋元旧本尤珍爱有加。当他为家藏书籍先后编成《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之后，仍意犹未尽，因为那些珍本善本，特别是其中的宋元精本，每一种都让人赏心悦目，令人爱不释手。而这些珍贵典籍的版式特色、刊刻异同、流传始末，又非一般的书目所能囊括。于是，钱曾在专为其中的宋板书籍编纂《述古堂宋板书目》的同时，特别择取家藏典籍中的珍本善本，为之撰写题跋，详载宋板元抄，卷帙次第，收藏始末，并考证相关史事、人物，兼论作者及作品，总计收书600余种，依四部分类，编成《读书敏求记》4卷。由于该书多“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3]，当时就受到学者的极度推崇，并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自此而后，学者踵而行之，版本题跋目录遂大行于世，先后出现了吴焯的《绣谷亭薰习录》，王士禛的《渔洋书籍跋尾》，彭元瑞的《知圣道斋书跋》，陈鳣的《经籍跋文》，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识》，顾广圻的《思适斋书跋》，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题跋》，汪宪的《藏书题识》，孙星衍的《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吴寿旸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等等。可谓著述宏富，蔚为大观，成为清代版本学领域的一支奇葩。而追溯源流，清初学者的开创之功， 确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明清易代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和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学人士子的反思和警醒，共同促成了当时学术潮流的转换，而文献学领域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面貌，无疑是这一学术潮流转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当时思想、学术、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而且为清代中叶以后文献学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28，《新刻十三经注疏序》，明崇祯間瞿式耜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501页。

　　(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79，《与卓去病论经学书》，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90册，384页。

　　(3)费密：《弘道书》卷上，《原教》，1920年大关唐氏怡兰堂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46册，24页。

　　(4)参见毛奇龄：《西河合集•西河经集凡例》，清康熙间书留草堂刻本。

　　(5)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1，第1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6册，129页。

　　(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26，《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四部丛刊》影印原刊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91册，251页。

　　(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清嘉庆九年史梦蛟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48页。按：其中“绛云楼钱氏”之“钱”字原空缺，此为笔者径补。

　　(8)黄百家：《学箕初稿》卷1，《续钞堂藏书目序》，清康熙间箭山铁镫轩刻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7册，753页。

　　(9)黄百家：《学箕初稿》卷1，《续钞堂藏书目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7册，753-754页。

　　(10)曹溶述、陶越增订：《辑书大意》，载《学海类编》卷前，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见《百部丛书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7年影印本。

　　(1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3，《寄礼部韩尚书书》，清光绪十五年刊本。

　　(12)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序》，见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312页。

　　参考文献：

　　[1]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73.

　　[2]潘耒.日知录序//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15.

　　作者简介：黄爱平(1955-)，女，瑶族，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清代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