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刻本《书集传辑录纂注》　　

　　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

　　“这是我从事古籍整理20多年来第一次遇见，恐怕未来20年也难有这样的机会!”日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部主任郭立暄与同事在上图本部未编古籍书库的一次清点整理中，从不起眼的故纸卷里发现了两部珍贵版本：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一部一册，元刻本《书集传辑录纂注》一部四册。这两部新发现古籍，均为现存罕见品种，具有极高的文物及文献价值，可谓近20年来上图整理未编古籍最为重要、最引人注目之发现。

　　《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宋代蔡梦弼所撰，宋建刻本，存一册，为卷二十至二十一，共二卷，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印，为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旧藏品。此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存三十九卷(一至十九、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八至五十)，也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印，由此可知，上图藏此册原与国图藏本为同一部，在流传中分离二处。此为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成书后建阳第一刻本，刊刻精美。

　　《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元董鼎撰，元至正十四年(1354)翠岩精舍刻本，存四册，为卷一至四，共四卷;有“至正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牌记，“至正”二字留白;钤有“顾湄之印”，为清初学者顾湄旧藏品。此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仅二卷(卷一至二)，为明洪武修补印本。上图藏本存四卷，且未经修补，保持元本面貌。

　　在古籍善本中，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郭立暄介绍，此次发现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刊刻的美观度高，且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相当重要——杜甫诗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因而具有艺术上和文化上的双重珍贵价值。

　　杜诗集注可分为分类、编年、分体三大类，蔡笺本是编年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版本之一。蔡笺本后有元刻四十卷本，经后人编次，凌乱错漏。黎庶昌刻《古逸丛书》曾据元本影刻，习见易得，学者使用较多;而此宋刻真本，尽管能保持文字原貌，因为残缺不全，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学者限于条件，大多只能依据一个误本作为研究的基础。近年，国家图书馆曾将馆藏两部宋刻本配合影印入《中华再造善本》，也只得四十八卷，缺了二卷。上图这次发现的二卷，恰好弥补这一遗憾，可以配出一个完整的五十卷本。

　　元代学者董鼎的《书集传辑录纂注》，为科举时代举子必读之参考书。董鼎族兄曾受学于朱熹门人，《书集传辑录纂注》为董鼎及其后代合编的一部围绕《尚书》展开的著作。此次发现的元至正翠岩精舍本为董书第二刻本，明代未见刊刻;清康熙年间有《通志堂经解》本，较为通行，但文字有讹误。由于目前中国大陆收藏的翠岩精舍刻本残缺不全，学者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清刻《通志堂经解》本作为工作本。上图原藏有一部翠岩精舍本，缺失第一卷及刻书刊记。这次又发现一部，二者相合，可配出一部完整的元本。

　　郭立暄说，两部版本的发现，不仅在于其目前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收藏流传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更在于它们的出现，促成了两部古书文字内容的完整，可为两书研究学者提供完整、未经后世淆乱的文本作为工作底本，也能为普通读书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读本。

　　此次新发现的宋刻宋印本《杜工部草堂诗笺》，恰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同属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的旧藏，原出一家，可以相配。延津剑合，历来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藏书佳话，“可遇不可求的书缘”。郭立暄感慨，此次发现纯为偶然所得，但也离不开研究人员的独到眼光，清点整理过程中，如若未能在第一眼间发现古籍的“身份”和价值，很可能就此再度湮没在浩瀚纸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