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雅俗观念的产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标志是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的问世①。每个朝代，每一个体对“雅”和“俗”的认识不尽相同。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明显表现出对魏晋名士风度的崇尚。他鄙弃外在功名，以讲求自身修养为雅，对只有酸腐“名士气”，却没有深刻思想的“俗名士”加以嘲讽和批判。本文通过对书中三个代表性“俗名士”进行比较，来探析作者吴敬梓的雅俗观。

　　一、任诞名士——权勿用

　　权勿用号潜斋，是不折不扣的任诞名士。作者对其嘲笑意味远大于厌恶，连给他起的名号也暗喻讽刺。“权勿用者，暂且无用也，那意思是将来大有用处;字潜斋，自然用的是《易经》‘潜龙勿用’的卦辞，给人眼下虽为匣中剑，但飞鸣枭首自有时的感觉”。②

　　权勿用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是不是隐藏在山村中的“真名士“呢?杨执中曾说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世第一等人”。但在后文可知，他没有干过一件实事，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满腹经纶，何况他走上名士之路还是“老阿呆”杨执中引导的，可见他并没有多大学问。

　　从表面上看，权勿用的性格中有阮籍、嵇康等才子名士癫狂的成分，是一众文人中为数不多的不媚俗权贵“雅”的代表。娄三娄四公子请他到府中一聚，他却要把热孝服满。在这一点上他和假装清流高人、欺世盗名的杨执中、景兰江等人相比要好很多。但细观起来，其实不然。在他不媚权贵的“呆”和“任诞”之下，恰恰隐藏的是“俗”。在娄府下人宦成到来之时，他“晚间拿些牛肉、白酒与他吃了”，并且给了宦成两分银子做酒资。要知道，权勿用家里一贫如洗，他为了穿得一件单直，还要当五百钱。可知这些酒、肉和二分银子大概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权勿用“任诞”之“雅”背后恰恰是精通世故之“俗”。他表面呆傻，在大事上不糊涂。通过娄三娄四公子，他想要获得人生质的飞越，因此连娄府的小厮都要尽力对待;而学习魏晋名士的“怪模怪样”既是科举不成借以麻醉人生的避难所，又是引起娄三娄四公子一类“名士爱好者”注目的资本，因此他不拘小节。

　　“他带着孝帽，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肩头上横掮着一根尖扁担，将他的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权勿用闹尽了笑话，最后还被人诬陷。对这种胸无点墨，佯装魏晋风流的“假名士”、“俗名士”，作者极尽挖苦和嘲讽。

　　二、市井名士——景兰江

　　之所以称景兰江为市井名士，是因为他作诗，约诗会等看似“雅”的举动实则是为了粗俗不堪的名和利。景兰江和洒脱风流的“雅名士”沾不上边。他比“任诞名士”权勿用和“风雅名士”杜慎卿更俗。他因为一次“附庸风雅”折了本钱，就以办诗会为由借银子，结交富贵“名士”。他是八股时代小市民的代表——无法通过科举这一正常途径获得“名”，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作诗这一名士举动得到世人的另眼相待。

　　在匡超人初遇景兰江之时，景兰江手不释卷，读的还是高雅的文学作品，匡超人心生惭愧。但他刚开口就暴露了自己的“俗”本性。一大段避实就虚的议论，是借一系列名士炫耀自己，抬高身价。而他询问匡超人“入泮哪位学台”更是为了千方百计引出自己和名士们的联系。其实在《儒林外史》中，这是许多“俗名士”常有的说话方式：吹牛扯皮，借大人物造势。对于一个真正的名士来说，淡泊名利才是高雅之举，而景兰江出场就露出市井小人的嘴脸，这种浮夸吹嘘之“俗”正是作者想要批判的。

　　吴敬梓通过对景兰江的塑造，也对“以诗求名”这一恶俗行为加以嘲讽和斥责。景兰江作诗已二十余年，并通过诗认识了许多酸腐名士，常常一起吟诗集会，但他的诗作水平着实不高，甚至还不如只学了一日两夜的匡超人。不是他不勤奋，而是他不知道作诗的真正意义。通过作诗，他获得了一种虚假的自我满足感。在他看来，作诗和科举具有同等意义。作诗这一自我抒怀的高雅举动被形容得如此之“俗”，实在是让人扼腕。

　　三、风雅名士——杜慎卿

　　权勿用、景兰江之流和杜慎卿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杜慎卿是“富贵闲人”，不需要和权勿用、景兰江一样把当名士看当做是谋生的手段，也不需要以诗结交权贵，他本身的文化修养也比两人高很多。杜慎卿符合古代对于“才子”的一切定义，但他却把享乐看成是人生第一要务，他的人生空虚、无聊。他自诩风雅，但他的风雅背后潜藏了装腔作势、精神空虚之“俗”。

　　杜慎卿的生活堪称是名士的典范，他手摇诗扇，崇尚清谈，爱好音乐，鄙弃官场。但恰恰是这样的“雅”士，作者却设置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情节：众人请客吃饭，杜慎卿不喜油腻，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呕吐起来。真是风雅之中的风雅，讲究之中的讲究!但恰恰是这样的“风雅”之举，却更让人心生厌恶。

　　杜慎卿有富贵，有名望，但他内心空虚。他最大的痛苦是找不到“知心情人”，甚至因此掉下泪来。杜慎卿想要找到知己的愿望本是人生一大雅事，但深究起来，只不过是喜欢美男子的粗俗行为。在看到相貌鄙陋的来霞士之后，他立马“搬到河房里取妾去了”，还认为季苇萧“所做之事不俗”。从着一点可以明确看出，杜慎卿表面爱才，实则爱貌，“伯牙绝弦”之“雅”与沉迷酒色之“俗”的对比，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夸张的风雅带来的必定是庸俗。在作者眼中，杜慎卿的风流多情实际上是精神萎靡的写照，并不比权勿用景兰江之流高雅多少，反而更显浅俗、酸腐。

　　结语

　　从吴敬梓对这三个“俗名士”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出他以魏晋风度为雅，以追名逐利为俗。魏晋名士逍遥自在、荒诞不经表面掩藏之下的是对世事的批判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以权勿用、景兰江、杜慎卿为代表的三类“俗名士”一味学习魏晋风度，却忽略了魏晋风度深层的精神内核，而仅仅将其看成是追名逐利的手段或消愁解闷的工具，必然变“雅”为“俗”。吴敬梓通过他们颂美嘉遁、蔑视流俗，进而表达自己的雅俗态度。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李汉秋、张国风、周月亮：《儒林外史鉴赏辞典》，2011。

　　[3]陈文新：《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注释：①王石天 ：《试论艺术审美中的雅俗观念》，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②李汉秋、张国风、周月亮：《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