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修帖  25.4×43.2厘米  北宋 米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伯修帖》又称《致伯修老兄尺牍》，纸本，纵25.4厘米。横43.2厘米，该帖为翰牍九帖之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邦达：“上款伯修，是陈师锡之字，师锡福建建阳人，历官吏部考功员外郎、知宣州、苏州。见《宋史本传》卷三四六。吏郎员外郎属文选司，所以称他为‘司长’。上一帖(面谕帖)可能也是给师锡的，其时师锡应在苏州任，元章则在涟水军使任上，此帖是元符初年所书，因帖中有‘十月丁君过泗’之语，托办《来戏帖》，则事在苏州。考均见前帖。帖中所称赵伯充，名叔盎，考见前《伯充台坐帖》按语。元符初年，米芾四十八、九岁。”笔者曾在考证《面谕帖》书写时间中有说明此《伯修帖》书于元符二年(1099年)十月之后，未至元符三年。

　　帖中云：“十月丁君过泗，语与赵伯充，云要与人，即是此物。”泗，应为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此丁君为《面谕帖》中所提及的丁承务，丁谓之孙丁景，《宝章待访录》记：“王右军《来戏帖》右麻纸，六朝人所临写，旁注小真字数枚，复以雌黄覆之。在苏州故相丁谓孙景处，后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丁谓(966年—1037年)，字谓之，北宋初年宰相，前后共在相位七年。丁氏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迁居苏州。米芾与丁家往来较多，且多是关于古书画的买卖之事，米芾所想要的《来戏帖》也是丁家的。赵叔盎，为宋朝宗室，善画马。“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三日，赐右千牛卫将军叔盎进士出身。”(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绍圣四年(1097年)，赵叔盎撰并书《重修广州净慧寺塔碑记》，是时任康州刺史(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米芾与赵叔盎有所往来，《书史》中有关于赵叔盎所藏书画的记载。“丁君过泗，语与赵伯充，”可见元符二年赵叔盎正在泗州，在此期间米芾必然是和赵叔盎有通信或者走动。赵叔盎、丁景、米芾他们三人之间是有一定的书画交往的，《书史》：“余昔购丁氏蜀人李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刘泾(约1043年—1100年)字巨济，号前溪，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太学博士，官至职方郎中。看来当时不少人喜欢作伪，米芾说刘泾改款，米芾自己也做过多少这样的事呢?所以米芾清楚《来戏帖》的情况，故意且反复注明，他也是害怕不能到手，同时也是谨防他人从中动手脚，信札中还注明钱都准备好了，吴舍人有人考证为吴栻，米芾的亲家，我未曾找到较为确信的材料，故不论。不过米芾着急交易是说明米芾对于《来戏帖》的重视程度，至于最终有没有得到《来戏帖》也没有材料说明此事。

　　《伯修帖》字多倚侧，多沉厚之笔，写得较为随意，但无错乱与漂浮之感。也许视觉审美是一种习惯，书写更是一种习惯，米芾对于书法的认识并不是想在某种形式上怎么样的去探寻什么，而应该是想追求他心目中的“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海岳名言》)心中所贮就是“集古字”之说，“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这应该是米芾所说的自然与古雅吧!但这并非是故作什么样的姿态，或者说死守某古法，终究是在米芾自己的审美意识下进行变化，因为“心既贮之”还是在于“随意落笔”，其“意”便也是这自然与古雅的关键。我们今天大谈形式设计，其实还不如学学米芾这般“集古字”，扩展眼见，多点见识，思想层次更高点，审美建立在一定思维高度，而不是局限于某种外在的视觉之上。其实我们纵观古往出色的书家，鲜有将书法理论简单的放在形式上的。当然我并不是想排斥书法对形式的追求，而是要说形式不是追求的主要目的。米芾《伯修帖》的形式感也非常好，但他的书论中有几处谈形式呢?我们说自然是一种形式，但是米芾的自然是建立在对古人探寻以及他自己的涵养之上的，是有种种条件以后随“意”而现的，这种意味的显现不是设计，更不是反复苦思冥想去调整这封信!所以书学不能本末倒置。

　　(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