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记得安阳殷墟考古的最重大事件，是甲骨文的发现。1899年，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北京偶然发现中药舖有"龙骨"，上刻文字，遂开启了浩瀚甲骨学史的新历程。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相继投身其间，著作鱼贯而出。故尔，“安阳殷墟”——“甲骨文”是一个关联度极高的定式，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第一段历史。但是请注意，它的始发点是在北京：先有北京的王懿荣，才会有以后殷墟的甲骨文残片考察与著述。

　　但安阳殷墟中不仅仅是甲骨片和古文字学，还有一个领域，即是中国刚刚开始的“考古学”。在民众看来，甲骨文发现与考古学似乎是一回事，其实它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以科学方式构画早期文明形态

　　与中国历来的古董古玩、碑帖之学和传统金石学不同，“考古”概念却是一个西洋舶来品。中国古代学术有文献考证，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就今天的学术方法论而言：考证是传统“文史”;而考古却是西洋“科学”。前者是古已有之而今人只是应用;而后者则是西洋传来的新立场，目的、方法都具有独特的形态。比如，王懿荣在北京发现甲骨文，当然是改变历史的重大发现，但它却不是考古的。罗振玉(以及后来的甲骨学家)想去安阳搜寻更多的甲骨，即使他到了殷墟田野的现场，看到了一丘一砖，刨地挖土，但也还是不属于考古。近代史上有“甲骨四堂”即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但论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则是李济先生。亦即是说，即使在同一个地点如殷墟，或许还有同一个人物比如董作宾(他也参与殷墟发掘)，但只要没有对甲骨文发掘按一套科学的规则方法来实践展开，那就不属于考古的行为。

　　最早的考古，竟发源于地质调查。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现与发掘，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之始。而这位安特生先生，即受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故尔当时的考古学家，大都是在国外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以此为契机，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李济、梁思永、再后的苏秉琦等，最初在山西夏县、后来在安阳殷墟和后冈、及陕西宝鸡等地陆续开始了考古的大项目，并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考古学两大支柱。如果说罗王之学是先声，尤其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他1926年发表于《国学月报》的名篇《古史新证》有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里提到的“地下新材料”，当然是密切相关于考古的。但检讨当时的王国维时代直至其去世的1927年为止，尚未有真正成熟意义上的科学考古，而多是金石学视角上的出土文物，我想他的本意，是重在以出土古物成果去证经补史，核实已有文献记载的得失;那么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努力，却是在以科学方式去构画上古时代的早期文明形态，它的着力点，不仅仅是文史;更是发现、强调文明产生和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节点。即使没有任何文献史藉只言片语的记载凭据，科学考古仍然能够勾画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时期(亦即夏、商、周之前)的基本文明形态与样式。

　　考古学与诸旧学之分野

　　中国考古学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内容、不同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有哪一些?

　　首先，是关于考古目标和方法的确立，一是类型与样式之学，二是文化文明模型分析归类之学，而在其中，断代即“年代学”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时间编年分类和地域空间分布之分类、还有功能的分类等等。其次是考古对象的空间设定：如土地、围沟、窠穴、线状土丘、农地遗址、石垒、釆矿釆石遗址、城廓遗址等等。再次，是遗物的技术考察：如打制石器的制作过程、磨制玉器石器、金属加工、土器和烧陶技术等，再伸延向石斧石刀、烧窑、马具、车驾、农耕伐木等等较复杂的文明工具内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考古专业课程中的“古器物学”。

　　与传统金石学与古玩古董之类的最大区别是在于：前者是重在“物”的本身文史价值和收藏价值，而近代考古学则是通过“物”还有各种遗址的类型，去追究它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比如从近代考古学可以引向“文化人类学”，又可以上探“上古史”如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即史料记载以前的遙远古史，它是现代科学和学术的归属;而传统金石学则无法有此伸延。

　　反映当时这种新学旧学认知障碍的例子，是李济在193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十年前我在一个中学当历史教员，那时地质调查所在河南、奉天一带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才公布出来，我在讲堂中于是摒弃三皇五帝不谈，开始只讲石器时代文化、铜器时代文化，我总觉得学生应该对于我的这种‘认真’的精神，鼓舞些兴趣起来。不料全体学生都以为我在讲坛上讲笑话，而报之以大笑，笑得我简直不能继续讲下去”。

　　后来李济先生就辞去中学教职，专门做考古和上古史研究了。而我读了这一段文字后感觉到的，是当时新兴考古学与旧史学在观念上的格格不入。连术语概念都相去千里，比如从《史记》等历史文献而来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的“朝代”意识，和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冶铁时代的材料文明作为依据的考古断代概念，其间的对立，的确是一个学术文明意识的巨大差别。而且李济先生还有一个极有预见性的、语重心长的告诫：“(考古学家)他们应该有一种人格的训练，最少限度，他们应该能拒绝从‘考古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