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博物馆，总让人想起深宫大院;说起文物，总让人想到历史的冰冷。

从几度脱销的朝珠耳机到《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国家宝藏》，再到《博物奇妙夜》，这些纪录片或综艺节目让那些高高在上、阳春白雪的文物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冰冷的，而是带着温度，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大众的视野。

据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目前近九成博物馆已经实现了免费开放，这些博物馆运营主要依赖财政拨款。早在2016年，国家文物局联合五部门发起“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鼓励文物与经济社会领域积极融合。走出博物馆，走向线上的数字文物不仅可以在青年中发挥文化影响力，更为取消门票收入后、依赖财政支持的博物馆带来“自我造血”的新生机。

嗅到政策导向，BAT、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入局，争抢与文博大户的合作。腾讯近日在法国戛纳推出“全球数字文博开放计划”，希望为文博机构提供一站式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腾讯有平台，博物馆有内容，双方一拍即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系副主任黄春雨表示。

互联网平台收获文化资源，互联网传播方式也对博物馆人的观念带来市场的冲击。不过，一方面基层博物馆信息化基础弱、欠账多，经费、人才短缺，离真正互联网化仍有距离;另一方面博物馆对文创产业中的角色定位也正在摸索，探索如何在通俗和庸俗间、公益和商业间达成平衡。

连藏品目录都没有，何谈信息化

“现在国家倡导博物馆免费开放以后，实际上很多博物馆自身的经营和管理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维持的。”秦始皇陵博物院院长侯宁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也为博物馆的“自我造血”提出了更高要求。2016年国家文物局联合五部门发起“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计划着重发展融合型文化产品，鼓励文物与经济社会领域积极融合。

“如果说博物馆有了比较系统的文创产业，文创产品的价值就足以维持博物馆自身的运营和管理，这样也解决了国家的拨款负担。”侯宁彬表示。不过在采访中了解到，即使是“头部”博物馆，相比门票来讲，文创产品在其收入中的占比仍不高。

而对于市县级的地方博物馆来说，在信息化上仍面临缺钱又缺人的窘境。有些博物馆连藏品目录都尚未建设完备，谈信息化和自我造血无疑有些过早。

“博物馆专业与信息维护人员的缺乏，使得藏品的档案信息建设非常薄弱，很多博物馆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藏品档案，这样怎么进行信息服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系副主任黄春雨表示，有些地方博物馆编制加起来不过10人左右，信息部门往往沦为索要经费的摆设。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认为，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是仓促之间被数字大潮带着走，文物藏品等基础数据的采集始终没有做到位，基础弱，欠账多。“这样匆忙推出产品肯定达不到公众的要求，后面的产品遥遥无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信息部主任赵昆更是坦言，信息部门的工作并不好做。“一方面你的推动在内部需要更多空间，因为有些业务上他不一定能理解，另外文物行业可能依然相对还是封闭一些，工作推进有时并不容易。”

BAT“争抢”文博大户 助力博物馆互联网化

政策导向下，BAT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助力博物馆互联网化。

去年底国家文物局与百度、腾讯、网易三家互联网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部分合作项目已经落地。日前百度与国家文物局联合正式启动了“AI博物馆计划”。网易云课堂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合作开展国家文化遗产系列公开课，阿里巴巴与故宫博物院进行了电商方面的战略合作。

事实上，就在腾讯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发布“互联网+中华文明”二期合作项目的当日，博物院与新浪动漫也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全方位立体打造兵马俑IP品牌。

“其实从我的角度，我更希望与不同公司多样化的合作，而且我不在意在一件事上和不同的公司进行合作，因为每一个公司无论他的文化特征，还是技术优势都是不一样的。”赵昆表示。

而在与文博的合作上，定位为“科技+文化”的腾讯则走得更远。在与秦始皇陵、敦煌莫高窟、故宫博物院的合作中，涉及到了游戏、动漫、社交、音乐等不同产品线的共同开发。

针对不同博物院的需求，合作的产品和方向会不同。秦始皇陵对接的腾讯方面负责人王慧说：“比如说秦始皇帝陵这边，可能侧重优化线下体验和展厅。”

在今年6月的戛纳国际创意节上，腾讯推出了“全球数字文博开放计划”，数字化助手为博物馆提供全面数字解决方案，“未来会是一个大的package(产品包)，供博物院去定制化合作的内容。”王慧表示，“博物馆和例如腾讯在内的互联网公司达成深度合作，不需要独自建立自己的信息平台，未来可以减少对人力和资金的投入。”

在黄春雨看来，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追求的首先并不是经济效益。“腾讯有平台，博物馆有内容，双方一拍即合。”黄春雨表示，“在合作中，腾讯甚至可以不要博物馆出钱、出人，只要博物馆的文化资源，这么多有待信息化的博物馆，对腾讯来说是一笔文化富矿。”

合作模式仍在探索，博物馆不应放下身段

在博物馆人看来，腾讯强势的分发渠道和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或许会让古老的文博焕发新的生机。

通过对互联网公司的游戏、动漫授权文物IP或提供考古科研成果支持也可以成为博物馆收入的新路径。为积极与市场接轨，秦始皇陵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都下设了二级文创公司，与腾讯等公司也会以企业和企业合作的方式展开。

不过，在黄春雨看来，这样的市场路径只适合具有高度垄断性的文博机构，并不具有普遍性。“故宫的皇帝、妃子，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秦陵地宫是具有连接古今的符号意义的，带有普遍的历史情感和历史认知，对于没有高认知度的地方博物馆来说不可复制。”

另一方面，在商业化探索中，用互联网等现代语言诠释传统文化也时常会伴随“亵渎历史”的争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将平衡文化创新时的庸俗和通俗比作走钢丝绳，摇摇晃晃。“这个平衡我们不是那么好拿捏，也许我们考虑的受众接受程度没有那么周到，我希望公众对于博物馆的文化探索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黄春雨则认为博物馆的“犯错”其实可能低估了受众对于严肃深刻的文化的接受程度。“包括博物馆界在内的文化传媒机构，很多时候对于公众拥有的常识、深度和广度其实是误判的，低估了公众的接受和理解能力。”

“不能把博物馆的公众混同于所有的社会成员，如果想讨好社会上所有的人对博物馆来说太困难了。”黄春雨表示，博物馆放下身段对于那些真正热爱博物馆的人是愤怒的，这其实是本末倒置。

在探索中，黄春雨提醒博物馆不要忘记自是公益而非商业机构。“博物馆的人才结构是围绕专业领域的，根本没有商业性人和经营性的人才，不要做自己最不擅长的事情。”黄春雨表示，“博物馆要做的是让公司给博物馆钱，这才是文化的反哺，而不是一味思考自己怎么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