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中的“书”，是以文字的产生、应用为前提的。它是纸张、书写、抄本、印刷术以后的概念。而追究或检讨“书”的历史和它的形制，我读过的最著名的两部经典，一是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另一是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2004上海书店出版社)。前者重点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即唐宋以后;而后者重点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刻辞简帛纸张的书籍早期形态。但它们都还未花大篇幅讨论“前书史”“前文字”时期的种种问题。

　　注重刻画之迹的考古派

　　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殷商时代甲骨文的发现是古代书史的最早源头，第一是有完整的文字形态，成章成句，并可供识读与记事传播;第二是有相对成熟的物质形态，文字落脚到物质的甲金玉石竹帛等等上，便于携带和储存。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应该有更早的书史和文字形态。这种不同意的观点，又可以分成两派，各有自己的主张。

　　一派是考古派，注重刻画之迹，主张陶文刻画应该是更早的源头。如被指为距今六千年之远的仰韶文化系统中，尤以在1954年发掘出土的西安半坡原始陶文为典型。半坡陶片有110多件、姜寨陶片有130多件，其中22种简单刻画符号，是十分独立又十分清晰的。尤其是22种刻画中还被发现有不少是重复的刻画符号，显见得是同一语义表述的多次需要;而这正是作为文字的初始特征。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不可释读、不知音义，所以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文字，当然也与“书”无涉;但只要把1952年至1954年发掘于陕西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与1959年发掘于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墟文化遗址相比，其中关键点，是无符号(夏墟)和有符号(文字)的根本差别;且既有不同符号刻画，必然有不同的记事功能，至少应该是萌生初见的文字雏形。至于在1959、1974、1978年三次发掘山东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发掘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图像文字，距今亦有五千年之久。大汶口文字符号共发现六种，最特殊的是已开始有组合文字如日、月、火上下衔接三部件，曾被学者释为“炅”。这些当然更应该是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可以被引为中国书史的最早源头。

　　注重图画饰形的文献派

　　另一派是文献派，注重图画饰形，但其中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支系。

　　一是“符图型”：从美术史和美术考古出发，认为先有“符”的存在，如引《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认为最早的文字和书史起源，并不是成熟的文字符号，而是周易符号和《河图》《洛书》式抽象符号。从根本上说，皆得谓之“符”——它们都不是文字记录，而是包含各种信息、信号的抽象图示符号。其次是由“符”转向“图”以求内涵逐渐丰富之，如新出土的陶纹中的简单图画符号，如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图》、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还有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等等，都是先从装饰用的几何图案图形开始，从“符图”开始，因此它们都是最早的源头;再往后则有前述山东大汶口出土的“炅”，才进入文字寓意(指事或会意)符号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先有图像(抽象的如《河图》《洛书》、稍具象的如陶盆上的《舞蹈图》《鹳鱼石斧图》及各种陶器上的鱼形、鸟形、马形符号)，再到大汶口文化的出土组合符号文字如“炅”。它的特征是“符”而“图”。

　　二是 “符记型”：从结绳开始，《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于是有仓颉造字的远古传说：苍颉是因为有感于“鸟兽蹄远之迹”而创文字;后代更有“夫龟文成象，肇八卦于庖牺;鸟迹分形，创六书于仓颉”(《旧唐书·经籍志》)的生动表述。而关于结绳和书契的解释，如结绳以记事，帮助记忆;用不同形状大小的绳结，可表示不同的含义。而书契，学界最初都以为即是指我们熟知的甲骨文书契，叫“契文”“契刻”。但其实在更早时，先民们只是在裁好的木条边上切一个缺口如结绳之标识，缺口大小不等，二、三缺口也不等，上下侧切的缺口也不等;这些不同的记事方法，都具有符号的功能，都表示不同的含意。比如青海乐都柳湾马厂墓葬中出土有兽骨条40余片，边缘都刻有大小不同的刻口，必然是有表示简单的不同意的意思在的。以“符”而“记”事义;以此推断，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甲骨文式的“书契”文化，应该是很后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