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冊《黃庭經宣示表合冊》歷經姚公綬、文嘉、吳榮光、許乃普、周壽昌、陶祖光、张恂、蒋祖詒等人收藏，後有嘉靖丁亥(一五二七年)十一月文嘉題跋，嘉道年間張廷濟題跋，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吳榮光題跋，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周壽昌題跋。

　　先談《黃庭經》。《黃庭經》晉唐小楷之名品，深受歷代文人墨客喜好，自宋以後，刊刻不斷，版本紛繁。今日回看歷代傳世拓本，猶如一團亂麻，有“剪不斷理還亂”之感，這是歷代單刻法帖版本梳理的普遍困境。究其原因，法帖如同古籍，允許翻刻，只要刊刻質量佳、年代早，傳拓精者，也能被稱為善本，這一點，是有別于碑刻的。碑刻則絕不容忍翻刻，一旦發現是翻刻，哪怕傳拓時間再早，其文物價值幾乎為零。為何會對單刻法帖如此寬容?原因就在於，古人已搞不清誰是“嫡傳”，誰是“庶出”，為不傷及無辜，統統予以保留，造成單刻法帖子嗣眾多。但是，後人若一旦搞清正宗源頭，就會嚴格區分彼此，如《蘭亭》《小麻姑》《爭座位》，一經確立“定武”“南城”“關中”後，其他所謂舊本就再也不能列入善本。

　　那麼，《黃庭經》有無正宗嫡傳呢? 這個問題，理論上能夠得到圓滿的解答，已知《宋刻秘閣續帖》為最早刻本，其後《潭帖》《寶晉齋法帖》《越州石氏帖》《星鳳樓帖》《閱古堂帖》均有刊刻，但令人遺憾的是，以上法帖唯有《寶晉齋法帖》得以傳世，其他均無傳本。 能否將現藏上海圖書館宋拓孤本《寶晉齋法帖》卷二所收《黃庭經》視為正宗嫡傳呢?顯然不能，因為沒有比較參照物，就不能作此科學客觀的評價，但“寶晉齋本”的確可以作為一件“古本”來對待，它保留了宋刻的原始信息。

　　遍覽相關文獻，《黃庭經》版本問題古人顯然沒法說清，倒是今人張彥生在《善本碑帖錄》中提出“最佳本”一說，其文曰：“(宋刻古本)現存宋拓本後有王稚登、周天球、錢大昕等多人題跋，今藏天津文管會，有印本，為最佳本”。那麼，張彥生所謂的“最佳本”能否確立呢? “張氏最佳本”，其實就是明代顧從義(汝和)舊藏本，現藏天津藝術博物館，收錄于《中國法帖全集》第十六冊，面板有朱鼎榮(鑄禹)題簽：“宋星鳳樓本黃庭經，墨池堂之祖本。”所謂“墨池堂祖本”不假，但指為“星鳳樓本”則證據顯然不足。

　　現將“寶晉齋本”與“張氏最佳本”互校： 一，“張氏最佳本”第九行刻有蟲蛀痕，在“俠以幽闕流下競”下，貫穿“養子玉樹不可杖，至道不煩不旁迕”等字，“寶晉齋本”則無蟲蛀痕。 二，“寶晉齋本”五十四行作“二神相得下王英”，“張氏最佳本”則為“二神相得下玉英”。 三，寶晉齋本為五十九行本，其四十三行“過華蓋下清且涼”下，漏刻“入清冷淵見吾形，斯成還丹可長生，還過華池動腎精”三句二十一字，屬於“不全本”。“張氏最佳本”雖為剪裱本，行款重新配置，但“入清泠淵見吾形”等三句共廿一字尚存，可以推算出“張氏最佳本”原貌為六十行足本。

　　現在的問題是“五十九行不全本”與“六十行足本”究竟是哪本更高古?

　　這一問題似乎無解，让我們先來看看究竟還有哪些本子是“五十九行不全本本”。所見《思古齋黃庭經》(其石背面刻《潁上蘭亭》)，亦為五十九行本，四十二行“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亦漏刻三句二十一字，屬於“五十九行不全本本”。上海圖書館藏《思古齋黃庭經、潁上蘭亭序合冊》(張廷濟藏本)有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張廷濟邊題：“‘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無‘入清泠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三句二十一字，褚臨本率如是。《宣和秘閣帖》第九褚臨本後有臣遂良臨款者，亦少此三句。《黃庭經》晉跡早絕，今存唐賢臨本如文刻是歐臨，武林賈家花園所出之石是虞臨，《黃庭》別派大率如是。”據張廷濟題跋可知《宣和秘閣帖》亦為“五十九行不全本本”。

　　又見上海圖書館藏《黃庭經》(李宗瀚藏本)，冊中存有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八月翁方綱題跋：“此亦南宋重翻‘秘閣本’，在停雲藏本上，亦在天都吳氏所藏董跋‘墨池放光’者之上，王弇州謂世所傳黃庭皆‘秘閣本’廣行人間耳……此內董跋謂：‘越州石氏本致佳’，不知‘越州石氏’黃庭乃是不全本，其筆勢位置與‘秘閣本’迥不相同。文敏乃謂‘此本與之伯仲’，何也?越州石熙明家所刻，固多妙品，而其‘黃庭’卻非上乘，實不知董何所據而獨推之，以愚見度之，越州石氏本又在此本下矣。”據翁方綱題跋可知 “越州石氏本黃庭”乃是不全本，即四十二行“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亦漏刻三句二十一字。

　　綜上所述，“寶晉齋本”“思古齋本”“宣和秘閣帖”“越州石氏本”等等高古宋本皆為“五十九行不全本”。再看《黃庭經》之別本支系“心太平本”，系“六十行足本”，其“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雖有三句二十一字，但末兩句與文字略有差異，刻作“斯成還丹可長生，還過華池動腎精”，顯然“六十行足本”疑點多多，有待進一步探討。 再者“張氏最佳本”從刊刻風格上亦乏古意，字行流美，乏善可陳，若以“寶晉齋古本”來衡量，此冊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本絕非古刻，張彥生先生所謂“最佳本”有待商榷。

　　再來說說“蟲蛀痕”，歷代翻刻碑帖，摹刻石花、斷痕屬於常態，照摹“蟲蛀痕”者，雖不能稱為孤例，但也屬於特例。那麼，《黃庭經》上為何要刊刻 “蟲蛀痕”，其動機是什麼?顯然是要暗示帖石摹勒出自真跡，“蟲蛀痕”就成為絕佳的“憑證”，這看似天衣無縫之舉動，卻恰恰留下了畫蛇添足之嫌疑。今天，我們雖不能斷言宋代已無真跡，但僅就“蟲蛀痕”而言，筆者從事鑒定有年，從未見過書畫碑帖上有如此孤立、超長、不間斷的“蟲蛀痕”，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態度。

　　下面再來看嘉樹堂藏本，此冊隔麻精拓，古色古香，鈐有文嘉“文水道人”、吳榮光“吳氏荷屋平生真賞”、許乃普“入古第一”印章，另有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六月吳榮光校記。此本為“脩太平本”系統之“六十行足本”，粗看與上海圖書館《黃庭經》(詹景鳳藏本)極為相似，諦視之，兩者略有差異，當為同出一源之本，雖非古本，但遠勝“張氏最佳本”。

　　再談《宣示表》。名曰宋刻《宣示表》所見拓本及印本不下二十餘種，版本繁複絕不遜色于《黃庭經》，明清两朝繼而依舊拓或臨本翻刻偽託，以訛傳訛，致使《宣示表》面目紛呈，後人不得不將古拙的刻本視為鍾繇親筆，將流美者視為王羲之臨本，自欺並欺人，或以書法辨高下，或以藏印定是非，或以題跋尋真偽，或以文獻討依據，或以尺寸度大小，一廂情願對號入座，致使聚訟紛紜。

　　就傳本而言，宋刻《宣示表》最著名者，見於叢帖者有：《淳化閣帖》《大觀帖》等，見於單刻帖者有：“宋徽宗刻本”“賈似道刻本”等。理論上來說，“徽宗刻本”應與“大觀帖本”同出一個底本，不然就不是徽宗刻本，上海博物館藏有隔麻拓本，不妨拿來一校。“賈似道刻本”筆者曾見過兩種善拓，其一相傳原跡曾入北宋政和內府，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年)經俞松裝裱，鈐有“政和”“宣和”“悅生”葫蘆印，後續《鍾繇還示帖》，尾有董其昌墨跋，此本僅見印本，原本今不知下落。其二相傳原跡北宋曾入宣和內府，宋徽宗細筆題簽“羲之臨鐘繇帖”，南宋末年歸賈相似道，鈐有“賈似道印”及“悅生”葫蘆印。曾見震鈞舊藏《十篆齋秘藏宋拓三種》之一，標題“南宋賈氏世彩堂宣示表”，今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即是賈似道刻本之第二種。

　　由此可見，《宣示表》也存在晉唐小楷版本複雜的共性難題，為不使問題複雜化，現僅就嘉樹堂藏本來展開話題。此冊為宋賈似道刻本，即宋徽宗所定“羲之臨鐘繇帖本”，系隔麻精拓，與故宮藏本相較亦不多讓，鈐有“文休承”印章，另有嘉靖丁亥(一五二七年)文嘉題跋，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辛丑(一八四一年)吳榮光邊題兩則。 “宋賈似道刻本”為《宣示表》傳本中著名藏本，也是帖石流傳有緒之本，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此本刻石明代在杭州西湖葛嶺賈似道半閑堂舊址出土，為一寺僧訪得，桐鄉汪援鶉以湖田半頃之代價換購此石，汪氏好友金農在此石背面刊刻題記，清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帖石轉歸桐鄉金德輿之桐華館。嘉慶初，仁和趙魏又以宋畫易之，入藏趙氏竹崦盦。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趙魏將此石贈與張廷濟，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張廷濟在帖石背面刻下最後一篇跋文。民國初，此石歸鎮江陳渭泉玉塔山房收藏(注：西泠印社《漢三老碑》原石亦曾經為陳渭泉舊藏)。上海圖書館藏有陳渭泉《宣示表》拓本，鈐有陳渭泉七方藏印，其一云：“渭泉三十年精力所聚”。值得慶幸的是，時隔將近百年後，陳渭泉所藏《宣示表》帖石重現人間，二〇〇九年首都博物館以五千萬人民幣購藏。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嘉樹堂藏本冊尾還附有《宣示表》“張廷濟拓贈吳榮光本”，有嘉道年間張廷濟題記，實屬難得。張廷濟拓本之難得，並非筆者之主觀臆斷，其依據就藏在國家圖書館藏《晉唐小楷集帖九種》之首《宣示表》中，此本曾經被張廷濟審定為“寶晉齋本”(注：傳世孤本《寶晉齋法帖》中未見有《宣示表》，不知其何所據)，首行標題大字“羲之臨鐘繇帖”，此本與“賈似道刻本”極為相近，所不同者在於：“只”字刻在十七行尾，十行末“信也”之“也”字刻在十一行首(閣帖宣示表系統均如此)。其後存有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張廷濟題跋，其文曰：“吾家藏有賈師憲家原刻之石，視此自勝，故余甚不輕付氈蠟。”甚不輕付氈蠟之本，亦在嘉樹堂，可不寶諸。

　　戊戌二月櫻花盛開之時，仲威寫於海上慕松軒

　　(本文是仲威先生为嘉樹堂影印本撰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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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留言《黃庭經宣示表合冊》嘉樹堂藏本觀後記

　　原创： 仲 威  嘉树堂  今天

　　此冊《黃庭經宣示表合冊》歷經姚公綬、文嘉、吳榮光、許乃普、周壽昌、陶祖光、张恂、蒋祖詒等人收藏，後有嘉靖丁亥(一五二七年)十一月文嘉題跋，嘉道年間張廷濟題跋，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吳榮光題跋，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周壽昌題跋。

　　先談《黃庭經》。《黃庭經》晉唐小楷之名品，深受歷代文人墨客喜好，自宋以後，刊刻不斷，版本紛繁。今日回看歷代傳世拓本，猶如一團亂麻，有“剪不斷理還亂”之感，這是歷代單刻法帖版本梳理的普遍困境。究其原因，法帖如同古籍，允許翻刻，只要刊刻質量佳、年代早，傳拓精者，也能被稱為善本，這一點，是有別于碑刻的。碑刻則絕不容忍翻刻，一旦發現是翻刻，哪怕傳拓時間再早，其文物價值幾乎為零。為何會對單刻法帖如此寬容?原因就在於，古人已搞不清誰是“嫡傳”，誰是“庶出”，為不傷及無辜，統統予以保留，造成單刻法帖子嗣眾多。但是，後人若一旦搞清正宗源頭，就會嚴格區分彼此，如《蘭亭》《小麻姑》《爭座位》，一經確立“定武”“南城”“關中”後，其他所謂舊本就再也不能列入善本。

　　那麼，《黃庭經》有無正宗嫡傳呢? 這個問題，理論上能夠得到圓滿的解答，已知《宋刻秘閣續帖》為最早刻本，其後《潭帖》《寶晉齋法帖》《越州石氏帖》《星鳳樓帖》《閱古堂帖》均有刊刻，但令人遺憾的是，以上法帖唯有《寶晉齋法帖》得以傳世，其他均無傳本。 能否將現藏上海圖書館宋拓孤本《寶晉齋法帖》卷二所收《黃庭經》視為正宗嫡傳呢?顯然不能，因為沒有比較參照物，就不能作此科學客觀的評價，但“寶晉齋本”的確可以作為一件“古本”來對待，它保留了宋刻的原始信息。

　　遍覽相關文獻，《黃庭經》版本問題古人顯然沒法說清，倒是今人張彥生在《善本碑帖錄》中提出“最佳本”一說，其文曰：“(宋刻古本)現存宋拓本後有王稚登、周天球、錢大昕等多人題跋，今藏天津文管會，有印本，為最佳本”。那麼，張彥生所謂的“最佳本”能否確立呢? “張氏最佳本”，其實就是明代顧從義(汝和)舊藏本，現藏天津藝術博物館，收錄于《中國法帖全集》第十六冊，面板有朱鼎榮(鑄禹)題簽：“宋星鳳樓本黃庭經，墨池堂之祖本。”所謂“墨池堂祖本”不假，但指為“星鳳樓本”則證據顯然不足。

　　現將“寶晉齋本”與“張氏最佳本”互校： 一，“張氏最佳本”第九行刻有蟲蛀痕，在“俠以幽闕流下競”下，貫穿“養子玉樹不可杖，至道不煩不旁迕”等字，“寶晉齋本”則無蟲蛀痕。 二，“寶晉齋本”五十四行作“二神相得下王英”，“張氏最佳本”則為“二神相得下玉英”。 三，寶晉齋本為五十九行本，其四十三行“過華蓋下清且涼”下，漏刻“入清冷淵見吾形，斯成還丹可長生，還過華池動腎精”三句二十一字，屬於“不全本”。“張氏最佳本”雖為剪裱本，行款重新配置，但“入清泠淵見吾形”等三句共廿一字尚存，可以推算出“張氏最佳本”原貌為六十行足本。

　　現在的問題是“五十九行不全本”與“六十行足本”究竟是哪本更高古?

　　這一問題似乎無解，让我們先來看看究竟還有哪些本子是“五十九行不全本本”。所見《思古齋黃庭經》(其石背面刻《潁上蘭亭》)，亦為五十九行本，四十二行“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亦漏刻三句二十一字，屬於“五十九行不全本本”。上海圖書館藏《思古齋黃庭經、潁上蘭亭序合冊》(張廷濟藏本)有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張廷濟邊題：“‘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無‘入清泠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三句二十一字，褚臨本率如是。《宣和秘閣帖》第九褚臨本後有臣遂良臨款者，亦少此三句。《黃庭經》晉跡早絕，今存唐賢臨本如文刻是歐臨，武林賈家花園所出之石是虞臨，《黃庭》別派大率如是。”據張廷濟題跋可知《宣和秘閣帖》亦為“五十九行不全本本”。

　　又見上海圖書館藏《黃庭經》(李宗瀚藏本)，冊中存有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八月翁方綱題跋：“此亦南宋重翻‘秘閣本’，在停雲藏本上，亦在天都吳氏所藏董跋‘墨池放光’者之上，王弇州謂世所傳黃庭皆‘秘閣本’廣行人間耳……此內董跋謂：‘越州石氏本致佳’，不知‘越州石氏’黃庭乃是不全本，其筆勢位置與‘秘閣本’迥不相同。文敏乃謂‘此本與之伯仲’，何也?越州石熙明家所刻，固多妙品，而其‘黃庭’卻非上乘，實不知董何所據而獨推之，以愚見度之，越州石氏本又在此本下矣。”據翁方綱題跋可知 “越州石氏本黃庭”乃是不全本，即四十二行“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亦漏刻三句二十一字。

　　綜上所述，“寶晉齋本”“思古齋本”“宣和秘閣帖”“越州石氏本”等等高古宋本皆為“五十九行不全本”。再看《黃庭經》之別本支系“心太平本”，系“六十行足本”，其“過華蓋下清且涼”句下，雖有三句二十一字，但末兩句與文字略有差異，刻作“斯成還丹可長生，還過華池動腎精”，顯然“六十行足本”疑點多多，有待進一步探討。 再者“張氏最佳本”從刊刻風格上亦乏古意，字行流美，乏善可陳，若以“寶晉齋古本”來衡量，此冊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本絕非古刻，張彥生先生所謂“最佳本”有待商榷。

　　再來說說“蟲蛀痕”，歷代翻刻碑帖，摹刻石花、斷痕屬於常態，照摹“蟲蛀痕”者，雖不能稱為孤例，但也屬於特例。那麼，《黃庭經》上為何要刊刻 “蟲蛀痕”，其動機是什麼?顯然是要暗示帖石摹勒出自真跡，“蟲蛀痕”就成為絕佳的“憑證”，這看似天衣無縫之舉動，卻恰恰留下了畫蛇添足之嫌疑。今天，我們雖不能斷言宋代已無真跡，但僅就“蟲蛀痕”而言，筆者從事鑒定有年，從未見過書畫碑帖上有如此孤立、超長、不間斷的“蟲蛀痕”，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態度。

　　下面再來看嘉樹堂藏本，此冊隔麻精拓，古色古香，鈐有文嘉“文水道人”、吳榮光“吳氏荷屋平生真賞”、許乃普“入古第一”印章，另有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六月吳榮光校記。此本為“脩太平本”系統之“六十行足本”，粗看與上海圖書館《黃庭經》(詹景鳳藏本)極為相似，諦視之，兩者略有差異，當為同出一源之本，雖非古本，但遠勝“張氏最佳本”。

　　再談《宣示表》。名曰宋刻《宣示表》所見拓本及印本不下二十餘種，版本繁複絕不遜色于《黃庭經》，明清两朝繼而依舊拓或臨本翻刻偽託，以訛傳訛，致使《宣示表》面目紛呈，後人不得不將古拙的刻本視為鍾繇親筆，將流美者視為王羲之臨本，自欺並欺人，或以書法辨高下，或以藏印定是非，或以題跋尋真偽，或以文獻討依據，或以尺寸度大小，一廂情願對號入座，致使聚訟紛紜。

　　就傳本而言，宋刻《宣示表》最著名者，見於叢帖者有：《淳化閣帖》《大觀帖》等，見於單刻帖者有：“宋徽宗刻本”“賈似道刻本”等。理論上來說，“徽宗刻本”應與“大觀帖本”同出一個底本，不然就不是徽宗刻本，上海博物館藏有隔麻拓本，不妨拿來一校。“賈似道刻本”筆者曾見過兩種善拓，其一相傳原跡曾入北宋政和內府，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年)經俞松裝裱，鈐有“政和”“宣和”“悅生”葫蘆印，後續《鍾繇還示帖》，尾有董其昌墨跋，此本僅見印本，原本今不知下落。其二相傳原跡北宋曾入宣和內府，宋徽宗細筆題簽“羲之臨鐘繇帖”，南宋末年歸賈相似道，鈐有“賈似道印”及“悅生”葫蘆印。曾見震鈞舊藏《十篆齋秘藏宋拓三種》之一，標題“南宋賈氏世彩堂宣示表”，今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即是賈似道刻本之第二種。

　　由此可見，《宣示表》也存在晉唐小楷版本複雜的共性難題，為不使問題複雜化，現僅就嘉樹堂藏本來展開話題。此冊為宋賈似道刻本，即宋徽宗所定“羲之臨鐘繇帖本”，系隔麻精拓，與故宮藏本相較亦不多讓，鈐有“文休承”印章，另有嘉靖丁亥(一五二七年)文嘉題跋，道光丁酉(一八三七年)、辛丑(一八四一年)吳榮光邊題兩則。 “宋賈似道刻本”為《宣示表》傳本中著名藏本，也是帖石流傳有緒之本，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此本刻石明代在杭州西湖葛嶺賈似道半閑堂舊址出土，為一寺僧訪得，桐鄉汪援鶉以湖田半頃之代價換購此石，汪氏好友金農在此石背面刊刻題記，清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帖石轉歸桐鄉金德輿之桐華館。嘉慶初，仁和趙魏又以宋畫易之，入藏趙氏竹崦盦。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趙魏將此石贈與張廷濟，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張廷濟在帖石背面刻下最後一篇跋文。民國初，此石歸鎮江陳渭泉玉塔山房收藏(注：西泠印社《漢三老碑》原石亦曾經為陳渭泉舊藏)。上海圖書館藏有陳渭泉《宣示表》拓本，鈐有陳渭泉七方藏印，其一云：“渭泉三十年精力所聚”。值得慶幸的是，時隔將近百年後，陳渭泉所藏《宣示表》帖石重現人間，二〇〇九年首都博物館以五千萬人民幣購藏。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嘉樹堂藏本冊尾還附有《宣示表》“張廷濟拓贈吳榮光本”，有嘉道年間張廷濟題記，實屬難得。張廷濟拓本之難得，並非筆者之主觀臆斷，其依據就藏在國家圖書館藏《晉唐小楷集帖九種》之首《宣示表》中，此本曾經被張廷濟審定為“寶晉齋本”(注：傳世孤本《寶晉齋法帖》中未見有《宣示表》，不知其何所據)，首行標題大字“羲之臨鐘繇帖”，此本與“賈似道刻本”極為相近，所不同者在於：“只”字刻在十七行尾，十行末“信也”之“也”字刻在十一行首(閣帖宣示表系統均如此)。其後存有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張廷濟題跋，其文曰：“吾家藏有賈師憲家原刻之石，視此自勝，故余甚不輕付氈蠟。”甚不輕付氈蠟之本，亦在嘉樹堂，可不寶諸。

　　戊戌二月櫻花盛開之時，仲威寫於海上慕松軒

　　(本文是仲威先生为嘉樹堂影印本撰寫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