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公共服务逐步私有化。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比如旧有的国家服务，或者社区机构和管理已经显得效率低下。而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学说又对此拿出了一种可行的理论。它的核心原则说，私有化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更合理地利用资源。这种认识还呼应了一种有所变化的经济动态。投资基金因此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代表。它们不断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和有利可图的目标。被公共机构和私人投资视为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和可加利用的商品化部门，到现在已经成了公共服务的保护区。而这一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面临预算紧缩的德国联邦、国家和市政府，看到了公共职责私有化(例如住宅产品化)具有缓解财政问题的可观前景。政府放弃了“提供共同经济利益的服务”这一目标，也就由此放弃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这导致城市空间的结构由市场来调节这点，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愈发重要。城市正在成为体制创新和政治意识形态计划的实验室：精益管理、跨境租赁和经济开发区等都诞生于此。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区而被调动起来，城市也因此完完全全是为此而整装待发。

　　除了先前的政府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提供方在民法的规定下，被改组进了市政公司外，公私合作(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也被逐渐接受。社区规划的资金，通过公共机构和私人公司之间的合作得到保障，而且这些社区规划的效率还通过市场行为而得以提高。当地社团反对私有化模式，所以它们并未全身而退，相反，它们把私有经济实体召集起来促进“主权服务提供”。这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合同关系：其范围，从某些项目由私营合伙人支付某个社区项目的资金、再在租赁—购买这一框架，或者说租赁购买协议之下获得报酬这一模式，到特许经营权模式，这一模式允许私人公司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为此获取报酬。

　　珠海城市开发项目

　　不过，PPP(公私合作模式)是否实际上真的导致了所谓的效率提升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为期3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只有到了合同结束时才有答案，而那也是所有风险都已确定之时。这些合同中的标准，就比如“无追索权的远期票据买断”(non-recourse forfaiting of installments)。它是指私人合伙人可以将它为公共合伙人所持有的应收款筹资(the financial receivalbes)(包括租金和租赁分期付款)出售给某家银行。接着，公共合伙人直接定期向金融机构支付资金，不管其合伙人是否真的会提供协约中的服务。如果发生了意料之外，因而也是合同上尚未言明之事，那么结果将会是长期且昂贵的法律纠纷。哪怕是在私营合伙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公共合伙人也会继续亏欠银行债务。

　　PPP模式越发流行于世，这导致议会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影响机制和可控力量受到限制。由于牵涉到私营工业的利益，哪怕几十年来，“伙伴关系”在合同上和资金上通常都跟公共机构绑在一起，公众/公共却被大量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且他们更并非充分知情者。

　　作者简介

　　Klaus Ronneberge(1950—)，德国城市生态学家，并从事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曾就职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2008年后任卡塞尔大学访问教授。

　　译者说明：PPP模式看似与公共艺术关系不大，实则紧密相关。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发展，一个城市由农业转入工业化再到后工业城市，要求其改变资本引入模式。尤其是当一座工业城市进入后工业阶段，相应的资本引入要从工业资本转换为商业资本。某些城市的这种转型同时意味着城市复兴或更新，其原有的旧城结构和城市空间随之发生变化，空间的生产同时发生变化。原先的农业用地或城市工业区转换为商业用地和开发区。所以空间生产开始以商业为主导，发展其艺术、旅游和历史等生产功能。PPP模式在此城市复兴/更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成都市中心旧街和大慈古寺周围新建的太古里商业区。而在更早，北京地铁四号线和鸟巢也采用PPP模式，但并非连续行为。到2014年由汕头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订的滨海新城项目，由后者全面规划、建设和管理(如今已增加有深圳前海项目、成都天府新区)。PPP项目除了保证金以外，有一明显优势是使基础设施服务的分配更灵活，某些公共管理部门所缺乏的特定资产，恰恰可由私有合作方负责维护和运营。我们如今在许多大城市看到的美术馆、画廊和文创区，正是在这一城市复兴和新的空间生产这一大背景下诞生的。

　　译者：张钟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