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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概念中的关键词】艺术作为服务(Art as Service)

2018-08-14 14:27:56 俾斯麦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把艺术描述成一种服务,是为了理解艺术实践在形式上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特定语境中,而且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体制时所采取的方法有关。分析场域和阐释场域特性(Site Specificity),跟其他那些更容易结合的形式[比如协调策展(mediating-curatorial)和教育活动,或者是通过、同时也为了艺术领域这一体制或内或外的群体而努力的那种基于社群的艺术(参见“基于社群的艺术”)],被认为符合这一艺术特征。把艺术工作理解为项目工作(project work),这是为了质问和重新界定艺术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质问和重新界定它们跟艺术圈中其他同行的关系,以及跟体制、公众和众多社群之间的关系。像Andrea Fraser,ReneeGreen,Christian Philipp Muller,Judith Barry,Heimo Zobernig和Fred Wilson这些艺术家,他们的工作揭示了那种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出现的有严格界定的艺术角色,这一角色跟艺术领域的各个分支绑在一起,正是这些艺术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角度:比如博物馆和美术馆机构变成既是艺术分析的主体,又是它们的授权委托人;如今美术馆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确立为负责信息和事务管理;各种圈子都可以被宣布为艺术的潜在用户和参与者;艺术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可以在学术圈、理论家、批评家或策展人开展活动之前,就跟相关研究或教育活动有所交织。

  Jeff Knoon工作室

  “服务”这一说法把艺术工作,跟我们由工业社会转向服务型社会的这一转向绑在了一起,这也把艺术工作跟社会的主流劳动形式相结合,拉扎雷托(Maurizion Lazzarato)把这种劳动形式称为“无形的”(immaterial)劳动。根据拉扎雷托的看法,经济繁荣的源泉变成了处理信息和文化时的概念活动、知识和技巧。到如今,管理、组织和咨询,还有出版发行和教授指导,取代了商品的生产过程。从“服务作为艺术”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出现是因为无形劳动对工人造成的影响,因为工人被认为是活动的主体,但通过对其工作的高度认同,他们也跟组织绑在了一起。艺术产品和方法的滥用,要归因于在此种治理之支配下的雇佣关系。相应地,跟语境相关的批判性艺术方法,被体制(这不仅包括博物馆和展览组织者,而且还有城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如何托付艺术家要去教唆公众,说社会有不可避免的变革(与此同时,体制通过参与其中和随之产生的符号资本,来提高它们自己的形象)这一任务给激发起来。

  第五十七界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馆“浮士德”

  同样,还有一些强有力的说法会反对上述那些艺术工作形式,它们的反对理由是说,我们很难在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和认可服务的态度(这有助于体制发挥其效能)之间做出区分。就更宽泛的艺术服务范围来看(比如从重新整理博物馆的藏品、进行导览、将理论可视化或者机构话语、制造文化事件、组织展览、搭建广播站、设计图案和标识,还有,别忘了提供餐饮、播放音乐、按摩或租赁车辆),其实还存在诸如前述这些方法,决定了艺术体制的公共功能,是量胜于质,由此反而是加强、而非削弱了它们在消费主义、在娱乐,以及经济化之路上越走越远。把艺术工作理解成服务还有些其他不同的和相反的影响,这些影响触发了艺术话语在21世纪初的转变:艺术想诉诸透明性、参与性和关联性来进行表达(如今这通常仅仅被当作一种空洞的姿态而被追逐),通过这种愿望,可以开启新的批判方法,使得原先的体制批判在更新和更广的形式中重获新生。

  2017年明斯特雕塑展

  作者简介

  俾斯麦(Beatrice von Bismarck,1959—)是德国艺术史学者和策展人,教授艺术史和视觉科学。

  译注:把艺术当作服务,或者说艺术表现为服务,就本词条来看,似乎可以大致归纳出两种原因。其一,艺术呼应社会转型的体现,尤其是转向服务型社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则是艺术顺应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体现;其二,作者将之归因于20世纪90年代初,艺术实践所发生的转变,此时艺术会强调对某个社群或群体之利益的关注,由此,艺术显然是为诸如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服务和发声的“工具”。就第一点来看,如果社会步入服务型社会,那么产业上显然以服务业为主导,正是在此背景下,艺术突显出,或者不如说逃不出其“服务”的命运。所以作者在词条中引用了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和哲学学者拉扎雷托的概念,“无形劳动”(immaterial labor)就是他所谓的生产信息和文化内容这类商品的劳动。由于这类劳动会生产有文化内容的商品,从而这类活动不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工作”(work),那么这就牵涉到了如何界定,以及是否混淆了文化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时尚、品味,牵涉到消费标准甚至于公共意见的问题。再加上体制参与其中,它们通过艺术作为服务的公共效果而获得的符号资本,所以作者在此暗示出一种警惕,但更体现出一种矛盾心态:这一具有批判意味的艺术方法,是否以及如何可能避开成为其批判对象的一部分?

  译者:张钟萄

(责任编辑:陈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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