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阳山东麓的俞墩进行发掘。俞墩是一处相对较为独立的孤山，距离阳山主体尚有一定距离。山体底部呈椭圆形，西北-东南径约125米、东北-西南径约100米、高约10米。俞墩的基底为凝灰岩山体，以上有0.6～1米的覆土，未见有文化层堆积，表明此处是一处单纯的墓地。俞墩上共发现7座墓葬和1处器物群，涵盖了马桥文化、西周、东周等几个时期，包含了竖穴岩坑墓、竖穴土坑墓、石床型土墩墓等多种墓葬形制，是一处基本完全发掘的土墩墓葬群。审读报告，觉得墓地有一些可进一步探究之处。以下仅就此墓地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或可对本区域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墓地的整体堆积情况是基岩以上的覆土“分别为①表土层，②黄土层，③碎石层，……第①表土层分布不均，第②层局部缺失”。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在介绍M4时，提到此墓“为石框型土墩墓，即在平整过的基岩面上堆筑铺设较规整的小块石而形成石床，用较大石块标示出墓葬边缘。”反映出此处的第②层堆积下直接叠压的基岩，未有第③层碎石层分布。可见，这三层堆积中，除了第①层堆积外，其余两层堆积均在某些区域有所缺失。但由于发掘者未详细介绍土墩的总体堆积分布状况，土墩上部堆积详细情况，特别是土墩的原有高度、堆积状况，特别是后期对土墩的破坏情况已无从得知。

　　按照开口层位区分，墓地内发现的七座墓葬可划分为2组。第一组仅有M7，开口第③层碎石层下，第二组包括M1—M6，均开口在第②层下。发掘者还介绍到M1和M3均打破下方的第③层堆积。M7的时代属马桥时期，第二组墓葬的时代均在两周时期，之间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在土墩上发现的器物群(Q1)未介绍具体层位关系。但根据其出土遗物推断，时代亦在两周时期。因此Q1较有可能也是开口在②层下。这样的话，以第③层堆积为间隔，整个土墩上墓葬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期，第②层下开口的遗迹单位属第二个使用时期，构成一处墓地。这批墓葬也是本文主要的讨论对象。

　　墩上的6座两周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三种类型。M1、M3和M5属浅坑型竖穴墓。M2和M4为石框墓或者石床墓，属平地起堆。Q1类的器物群位于地面上，未见有明显明显的范围或者坑穴等，堆积方式也属于平地起堆。M1、M3和M5残存深度在0.15米左右，最深仅有0.25米。这几座墓葬均为②层下开口，打破下方的第③层碎石层。这些墓葬应该未或稍触及下方的基岩。M2和M4为石框墓或者石床墓，以及Q1均是直接在第②层下开口，直接坐落在第③层碎石层或基岩上。这些遗迹单位的上部开口均被破坏，原有深度已然不明。但M3残深约0.1~0.15米，其中M3:1硬陶罐复原高度约20.8厘米，M5残深约15~20厘米，其中M5:2硬陶瓮复原高34厘米。这两件器物的高度均超过墓葬的残存深度，表明墓葬的上部已被破坏掉相当一部分。土墩上部具体破坏掉深度难以推断，是否有埋藏较浅的墓葬已被破坏掉也无从查证。

　　在这批墓葬中，M6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发掘者认为此墓是俞墩墓地的中心性墓葬，在整个墓地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纵观简报，此墓有诸多违和之处，需详加辨析。为了方便阐述，将简报中相关描述引述如下。

　　M6位于T4内。开口于第②层下，为打破基岩的长方形竖穴岩坑墓。由山体基岩下挖形成，石室南北总长5.30、东西总宽3.50～4.30、深1.80～2.00米，墓室中部偏南有一条东西向的石墙将石室空间分成南北两部分，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墓室。北侧墓室编号M6-1，南侧墓室编号M6-2。石墙厚0.60、长约1.70、高约1.70米，石墙下半部分为基岩墙体，上部分垒砌较大块石。石墙东部凿出0.50～0.60米的缺口。缺口可能相当于后期双室墓之间的过仙洞，其用途可能为了南北两墓室之间墓主灵魂沟通。其中M6-1墓口向东扩展约1.00米左右。墓室坑壁略斜，局部有加工开凿痕迹。骨架无存，方向为86°。

　　M6-1墓口东西长4.30、南北宽2.60～3.60、深2.00米，在距墓底0.60～0.70米处的东面与北面分别凿有宽约1.10和0.80米的二层台。墓底部分东西长约3.00、南北宽约1.95米。M6-1填土上层为0.60～0.80米的纯净黄土，下层为黄灰土，略发灰褐。墓室近底部出土1件残泥质陶罐。填土中出土残原始瓷盂1件。基岩二层台上无遗物出土。

　　M6-2墓口东西长3.10、南北宽2.00～2.20、深2米。墓底东西长1.70、南北1.50～2.00米。墓坑内上层填0.15～0.30米的纯净黄土，下层为黄灰土。墓室北侧的石墙近底部分由于向北开凿而略向外凹。在距墓口约1.10米左右，靠石墙侧发现青铜杯形器2件;在墓底中部紧贴石墙处，出土陶盒、陶豆、鼎足等。M6-2墓底有两条南北向打破基岩的凹槽，长约1.55～1.65、宽0.15、深0.06～0.10米。(图一，俞墩M6平剖面图)

　　发掘者对此墓的总体认识是“该墓早期被彻底毁坏，后利用竖穴岩坑进行再次埋葬”是在“战国中晚期即遭楚人的报复性‘毁墓’，并利用原墓坑进行再次埋葬后重新填土和封土”的。具体过程为“推测M6-2是战国楚人利用春秋墓葬开挖的竖穴岩坑，同时墓底新开挖排水沟而略微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之后楚墓又被盗掘。”依据发掘者的表述，这座墓葬先后大致有着以下三个过程：①在春秋时期(另有认为是西周中晚期)形成最早的墓室结构，②在战国时期被楚人破坏，稍微改变墓室结构作为墓葬使用，③被盗掘破坏。此墓可谓“身世”坎坷。下面将逐一分析墓葬的各个过程，进而对墓葬原有状况有全面的认识。

　　1、对于墓葬的最早形成时代，发掘者认为是春秋时期(抑或西周中晚期)，此后在战国时期被楚人改建和利用。判断一座墓葬是否经过改建，首先是依据的是前座墓葬残留的各种痕迹，如残留的早期墓圹，稍有错位的墓葬方向，残存的早期填土等。但检视发掘报告，M6两个墓室内填土各自上下一致，是一次性填埋的结果，未见有早期填土的残留。墓葬的两个墓室方向一致，特别是北侧墓口呈一线分布，显得极为规整。

　　遗迹单位的时代，多是在出土层位的基础上，依据出土遗物来判断。因此，如果此墓被早期使用，或许有相应的遗物留存。对此，发掘者仅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北俞墩M6，由于早期被盗掘，仅残留2件‘杯形’铜器”。这两件杯形器均为直口，直壁，圜底，口径6.6、底径5.8、高5.2~5.6厘米。发掘者直接认定这对器物属早期遗物，未给出相应依据。青铜容器中殊少出现此类器形。这两件器物成对出现，较有可能是车马器。在战国早期的山东临淄淄河店二号墓内的18号车上出土有一对衡末饰，也是呈圆筒状，近似“杯状”，与俞墩M6的器物极为近似，只是直径较细而已。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车马坑ZK5:49铜质衡末饰也是此种形制。三门峡西苑小区战国车马坑中出有两件与之类似的骨质衡末饰。由此推断这两件器物可能是衡末饰，时代约在战国时期。这两件器物应该不是早期墓葬存在的证据。

　　发掘者推断墓葬有晚期破坏的情况，当是根据两个墓室内填土的差异而得出的。M6-1下层填土为黄灰土，略发灰褐色，M6-2下层为黄灰土，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如果按照发掘者所推测的是将前座墓葬掏空(如若未完全清理，当会有早期填土残留，与前文中填土上下一致相违)，此后又重新一起使用的话，两侧填土当一致，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因此，两者应该不是同时形成的。苏州真山四号墩的M1和M2发掘也有类似现象。这两座墓东西并列，方向一致，北侧墓边基本东西一线，由于长度不同，南侧墓边稍有参差。西侧的M1打破东侧M2。根据出土遗物判断，M1在西汉早期，M2的时代在战国晚期。两座墓形制略近似于后世的异穴合葬。(图二，真山四号墩M1、M2平剖面图)俞墩M6的形制与之类似，也有可能是有着打破关系的两座墓葬。两个墓室的孰早孰晚还需根据各自的时代来确定。

　　2、墓葬的时代。M6两个墓室内均出有遗物，且位于墓室中的不同位置和堆积中。M6-1内的遗物均出于填土中，除一件原始瓷盅外，在近底部填土内出有一件残泥质红陶罐的腹片，填土中还出有数片与之纹饰、质地相同的陶片，应属同一器物。M6-2墓底近石墙侧(北侧)发现2件青铜杯形器，以及陶盒、陶豆、鼎耳、鼎足等。

　　发掘者认为M6-2墓底的灰陶盒、灰陶豆以及未发表的鼎足、鼎耳等“均为典型的楚式陶器”，可信从。如陶豆(M6-2：3)为圆唇，敞口，盘外壁较直，转折处为圆弧形，豆柄下方残，原有高度不明。其与上海福泉山战国晚期的M88:17陶豆形制近似，仅腹部略浅而已。福泉山M4中也出有一件与之类似的陶豆(M4:11)，时代属战国晚期。因此，可推断这件陶豆的时代也属于战国晚期。结合前文所述的铜衡末饰的时代，M6-1的时代可能属于战国晚期。

　　M6-1填土内出土的残红陶罐为橘红色陶，仅剩腹片，颈部饰十多道弦纹，下饰菱形填线与小方格组合纹。此类纹饰的器物在丹徒青龙山大墓中有较多发现。青龙山大墓的时代属春秋晚期，则此类陶罐的时代当也在这一时期。这件出于填土的器物大致可确定M6的时代上限，不会早于春秋晚期。

　　由此，大致可确定M6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形成东侧M6-1，此后在西侧紧贴着其西边(更有可能打破西侧墓边)形成M6-2。即形成西侧的M6-1打破东侧M6-2的格局，恰与真山四号墩M1与M2的早晚关系相一致，恐怕并非巧合。

　　3、M6的性质。发掘者指出M6内出土遗物有着浓郁的楚人风格(现在看来主要指M6-1)，是楚人的墓葬。

　　春秋中晚期的寿梦在位时才“始通于中国(《史记·吴太伯世家》)”，其中外来文化中最突出的是楚文化的因素，当是与当时频仍的吴楚战时有关。在考古学上发现了诸如六合程桥墓、苏州何山墓、苏州虎丘墓等遗存。这些墓葬内均出有典型的楚式铜器，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本地文化特色的铜器和陶器等。此后随着战国中期(公元前306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战国晚期(公元前262年)春申君“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史记·春申君列传》)”，在此背景下，本区域内出现一批较为典型的楚文化墓葬，主要包括：上海福泉山M88、上海青福战国墓、上海嘉定外冈古墓、苏州真山战国墓、苏州真山四号墩诸墓、苏州善山M7、无锡施墩M5、安吉五福楚墓、安吉垄坝楚墓等。这些墓葬的主要随葬品情况如表一。

　　由表一可见，这批楚墓的主要陶器组合的主要方式为鼎、豆、盒、壶，另加杯、钫、勺等，另外陶俑也较为常见。相较之下，俞墩M6-2随葬品的配伍有鼎、盒与豆三种，虽然数量仅有1件，与其他墓葬内大多成对或者偶数配置的情况稍有差异，但仍可与其他楚墓等观，可以视作一座较为单纯的楚系墓葬。

　　M6-1内空无随葬品，仅在填土中出有原始瓷盅和印纹陶罐，墓底未见有随葬品。考古学上，对这种情况多认为被盗扰导致随葬品的缺失。但发掘者在《简报》的结语中明白无误地指出“M6在发掘填土时经仔细观察，未见盗洞。M6-1墓室中部在下降0.30～0.50米即发现有数块大石块，石块周围填土略显灰白，异于周边的黄土。去掉石块后再向下发掘0.30～0.40米之后填土颜色基本一致，为黄灰色土，质地较硬”。除非后期将整个墓室内填土完全掏空，才有可能填土堆积上下一致，完全不见盗洞。对此，不敢妄加猜测。此处仅将这一现象点出，留待资料的丰富再予以探讨。

　　4、墓地的探讨。

　　发掘者将俞墩墓地M2、M4、M5的时代推定在西周中晚期，将M1、M3和Q1时代判定为春秋中期，俱可信从。总而言之，俞墩墓地有着下四个使用时：在西周中晚期，出现M2、M4、M5等一批墓葬，形制有浅坑墓、石框墓和石床墓等：到春秋中期，又有浅土坑M2、M4，以及器物群Q1;在春秋晚期或更晚些时候，出现一座深岩坑的M6-1;到战国晚期又出现了一座与M6-1并列的楚人墓葬(M6-2)。

　　江南地区土墩墓的形制有着清晰的发展演变脉络：墓葬范围早期多平地起堆，以后出现墓坑，墓坑也是由浅坑型逐步发展为深坑型，这是受到中原文化，特别是楚文化影响的结果。从以上墓葬序列来看，也与这一规律大体相符。

　　发掘者对墓地的基本判断是“……M6为该墩中心高级别大墓，M1～M5为M6的陪葬墓”。因此主墓要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以及诸墓的年代要其他附属性遗存的时代大体相当，才能构成一处有主有次，层级有序的墓地结构。

　　俞墩顶部是一个直径30余米，地势较平缓的台面，未有明显的中心最高点。发掘者亦未提供发掘区的具体标高等信息，似乎难以推断土墩的中心位置。发掘者对土墩的发掘方法采用了以土墩中心进行的四分法发掘。这个中心点更多是基于土墩现存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发掘者的主观判断来确定的，或许并非山体的最高点。发掘者发表了全部墓葬的平剖面图，剖面上墓口的高差，大致反映出地表的高低状况。依托剖面图的复原，可知土墩的相对高点在M1、M3、M5之间，即在现在土墩中心的略西北位置。M6位于整个土墩的西南侧，远非土墩的中心处和高点，无法形成众星拱绕的格局。(图三，俞墩墓葬平面分布图(▲表示各墓剖面表现的相对高点))从墓葬的分布来看，西周中晚期，土墩中心的位置出现M1、M3和M5，三者呈西南—东北一线分布，到春秋中期，出现的M2和M4分布在土墩西北侧，亦呈西南—东北分布，方向均大致冲向东侧。M6更晚出现，却分布于土墩的东南方向，并且呈南北方向，与M1~M5东西走向的完全不类。

　　前文已述，墓地中墓葬时代不一，且延续时间较长。对于典型的一墩多墓结构，曾有学者推测一个墩子或许最多只能安葬3到4代人輧輮訛，换算下来，时间跨度不过百年。而俞墩M1至M6-1从西周中晚期延续至春秋晚期或稍后，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了这一时间范围。

　　江南地区的一墩多墓现象可划分为两种形式--向心结构与不规则结构。前者的墩内墓葬布局经过精心安排，中心墓葬与周围墓葬之间的主从关系明显，很可能是出于某种规制而成。此种形制的典型为句容寨花头土墩墓D2、句容鹅毛岗土墩墓D2等。后者则大多为晚期墓葬选建于早期土墩之上或旁边逐渐形成，墩内墓葬间不具备明显的主从关系。由此看来，俞墩墓地当属于后者，只是因为地势较高，各时期均有墓葬分布其上，逐渐形成的，而非发掘者认为的有着明确的主从关系，排列有序的墓地。

　　(作者：唐锦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