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周原与丰镐作为西周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中心性遗址，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与研究。就截止目前的研究来看，专门对二者进行比较的研究尚不存在，但涉及到比较的部分时则大都认为从周人从周原迁往丰镐不但是政治上的必须，也是自然条件上后者胜于前者的缘故。然而，考古发现却展示出另外一幅图景，即周原遗址先周和西周时期遗存的内涵远比丰镐遗址丰富，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个现象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笔者试为之。

　　二、周原与丰镐遗址内涵的比较

　　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1933年，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1942年，二者距今已是七八十年。考古学家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二者的分布范围、时代延续、内涵有了框架性和关键性的认识，学界也有了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笔者抽取了几类关键数据制成表一，足以表明二者在内涵上差距之大。

　　三、研究路径之一

　　在考古资料已经表明周原遗址内涵胜于丰镐遗址后，解释的难题就随之而来。笔者采用了布罗代尔的中时段理论，以关中平原的整体社会变化考察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整体的把握中对周原与丰镐这两个个体的差异进行解释。具体做法是在以往成果和自身研究经历的基础上，以关中平原新石器至秦汉时期遗址分布为基本数据，选择大周原(即漆水河以西的关中平原)和西安地区(西安及其渭北地区)为具体分析对象，考察两个区域内遗址密度的变化，得出对关中平原经济中心区变化过程的认识，再以此为基础对周原与丰镐的差别做出解释。

　　这个思路的形成还得益于对关中平原更具体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以农业开发和水利设施建设为视角，对关中平原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地带的变化、都市设置、农业发展史和水利建设史的研究，其内容已经包含了周原与丰镐对比的宏观背景。也有考古学家从关中盆地微地貌，古人在关中平原的居住模式与聚落分布特点以及古代关中交通体系出发，论证丰镐一带是关中的聚落核心和交通枢纽。这些研究都对关中平原进行了整体、中时段的把控，极大地启发了笔者的思考。

　　四、研究路径之二

　　日本学者学者对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平原都市(包括都城、郡治、县治)的研究提出了自然环境、水利开发(即水利设施如郑国渠、白渠、成国渠的兴建等)和都市之间的关联性。李令福的研究也指出了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认为关中农业区的形成可以说是从周人开发关中西部的周原开始的。到西周时代,丰镐附近的农业才得以发展。这两个区域的地理特征都是以黄土原为主,海拔基本上在500米以上，土壤条件特别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关中东部尤其是渭北冲积平原，海拔基本在500米以下，沼泽湖泊很多，灌草丛生，古称沮枷之地(笔者注：今之盐碱地，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东部得到基本开发是战国末期的郑国渠开凿以后。他还援引了日本学者木村正雄的研究成果，指出其以关中的700米等高线为标准将其上的丘陵、山谷地带称作为第一次农地(旧开发地带)，其下的平原地带为新开发农区(第二次农地)。木村认为在《汉书·地理志》所记三辅的全部75县中,有32个县是战国以后新设置的,而且其中大多数(共25个)是在第二次农地上设置的。鹤间和幸先生在研究秦汉关中水利与都市发展关系以后,也得出了基本相近的观点。李令福的观点就是关中平原农业发展这种自西徂东的历史进程,虽然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但主要应该是关中东西部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王双怀对郑国渠在关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综述。他指出郑国渠建成后，关中灌区由此定型，流域内大片盐碱地经渠水洗土放淤后变成良田，渭北平原的“泽卤之地”变成了“千里沃野”。所以才会有司马迁所谓“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班固“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之叹。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提炼出地形和水资源这两个分析工具。地形分为黄土台塬和冲积平原两类，前者适宜农业生产，后者不适宜农业生产。水资源分为自然河流和人工水利两类。前者与黄土台塬结合就是天然的农业区，而冲积平原经后者改造后就可以成为良田。

　　五、关中盆地仰韶到秦汉时期中心区的转移和原因

　　根据上述两个研究路径的设定，笔者制作了关中平原仰韶至秦汉时期的遗址分布图，并大致圈定了大周原和西安地区的范围(图一至图六)。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仰韶至春秋战国时期大周原地区的遗址密度遗址大于甚至远大于西安地区，至秦汉时期出现了大逆转，西安地区突然出现大量遗址，密集程度远超大周原地区。这里需要解释一个资料方面的技术问题。因为文中遗址年代的判定来自调查资料，而调查资料不但数量少，而且在分辨战国秦晚期与秦至西汉早期的遗存时很难绝对准确，所以图六的秦汉遗址肯定有相当部分可归于战国晚期。

　　在确定了关中平原在秦汉之际出现的经济中心区从大周原地区转移到西安地区这个现象后，笔者试从地形与水资源进行分析。大周原地区的地形以黄土台塬为主，自然河流丰富，适宜农业发展，因此遗址数量多，经济发达。西安地区渭河南北两部分。渭南地区秦岭山前为黄土台塬，河流众多，适宜农业，遗址数量较多。其北的渭河南岸主要为冲积平原，不适宜农业，仅在河流两岸有少量遗址。渭北地区的西北部为黄土台塬，但缺乏自然河流，因此不适宜农业，遗址数量少。其他区域多为冲积平原(泽卤之地)，不适合农业。从传统农耕的角度看，西安地区在秦汉时期遗址数量的增加就直接表明了农田尤其是良田的增加，参考上述第二路径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猜想是郑国渠的修建改造了冲积平原的盐碱地，使其成为良田，进而促进了遗址的增加和西安地区经济的繁荣，并奠定了西安地区在关中平原领先至今的中心地位。

　　六、总结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确认了关中平原秦汉时期发生的经济中心区从大周原转移到西安地区这个现象，也大致推测了其背后地理和政治原因。再将视角转向西周时期周原与丰镐遗址内涵差异巨大这个问题时，就能理解所属的经济区差别巨大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也即是当今所谓的区位优势不同。西周时期关中平原东西部的差异或许可以今天长三角地区与西北地区为例来理解吧。

　　文献和金文资料都表明丰镐作为西周的都城是毫无疑义地。有学者认为周原在西周时期可能既是一个宗教中心，又是王室行政的一个重要基地。更有学者认为西周中期后，穆王曾重返周原，意即重为都城。笔者以为，仅就目前资料而言尚不易确定周原是否曾为都城，但其作为西周时期最大的经济中心则毫无疑问。

　　最后一句赘言，秦人长期以大周原区域内的雍城为都恐也可以拙文做一解释。

　　(作者：宋江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