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减少，社会动荡，国力锐减，经济遭受重创，首都长安已不复当年“开元盛世”之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唐朝中央政府是如何应对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不妨从一枚小小的货币中去观察其中的端倪。

　　唐天宝十六年(757)，大将郭子仪率领军队收复首都长安，并迎请唐肃宗李亨回京。肃宗于第二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战争带来的财政亏空，采纳了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下令以“钱，国之重宝”为名，铸造“乾元重宝”，并与开元通宝钱并用。乾元元年(758)，铸当十型“乾元重宝”，以一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二年(759)，由于当十大钱依旧无法解决唐朝政府巨大的军费开支，肃宗下令发行“乾元重宝”当五十型的大钱，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轮，俗称“重轮乾元钱”，这种钱仅比原当十钱直径略大一点，稍重，但竟然以一枚当五十枚“开元通宝”使用。如此虚值大钱通行之恶，可想而知，未及半年，市场便一片混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市场压力，同时也导致私铸货币牟利的盛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由于“开元通宝”重量较为标准，每枚约重4克，仅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更可获十倍的利益，直接导致了良币“开元通宝”迅速退出流通市场，“劣币”大量盛行，这种私铸现象甚至一度已经无法控制，即“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新唐书·食货志》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而作为货币改革者的第五琦，也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引起物价疯涨，被贬职出京。为治理这种货币乱象，唐肃宗对汇兑比例进行调整，逐步拨乱方正， 《唐书·食货志》载：“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直至唐代宗即位时才得到较有效的解决，代宗即位后下令，乾元重宝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直至以一当一。

　　如图所示这枚“乾元重宝”小平钱，重3.5克，直径24.1毫米，为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该钱体型甚小，青铜质，隶书，直读，广穿;正面钱文为隶书，“乾”字作“乹”，字形甚大，异书;“元”字左挑;“宝”字与开元通宝字体类同;背上为如意云头纹。

　　云纹是我国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中典型的一种，被广泛装饰在古代建筑、雕刻、服饰、器具及各种工艺品上，云纹形态多样，有十分抽象规则的几何图形，也有生动形象的自然图形。隋唐是朵云纹盛行时期，不仅是富贵华美的代表，也是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更是日趋丰富的装饰元素，被赋予吉祥如意的寓意。

　　虽然唐朝中央政府规定，乾元重宝当十钱每千文重十斤，平均每文约重一钱六分;重轮钱每千文重二十斤，重量是当十钱的一倍。但由于货币铸造的混乱，私铸现象严重，导致“乾元重宝”重量不一，直径大小皆无标准可言，受其影响官方货币甚至也出现减料减重的现象发生，而这种小平型“乾元重宝”即是此类钱币之一。

　　综上所述，“乾元重宝”是唐朝中央政府为平定“安史之乱”，筹措大量军费开支的特殊时期产物。宝应元年(762)唐代宗继位，恢复了货币经济秩序，规范了新旧二钱的汇兑比例，迫使退出流通，从而恢复正常流通制度，统一了币制的效果，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第二年，也就是广德元年(763)，叛军首领史朝义自缢而亡，其余叛将皆降唐军，这标志着历时七年又二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息，而这枚小小的“乾元重宝”钱也为这段历史留下珍贵的历史实物资料，其装饰的云纹不仅蕴含了时人吉祥如意的寓意，也寄托了人们对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美好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