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画家而言，不断地重新回到对第一自然的视觉感受是至关重要的。不论你拥有多么精致的艺术技巧，都不意味着你能够轻易解决由技巧创新而发展出来的新的艺术风格问题;只有让那些积累丰厚的技艺回到鲜活的视觉审美感知中，才能调校与促生新的艺术个性。因此，在任何时候，新鲜的、陌生的视觉感受都是视觉艺术创新的前提和酵母。而积累则是使感受升华的必要条件。很难想象一个对艺术经典没有或缺乏长期研习的画家，能够让自己的感受形成具有艺术高度的作品;也很难设想没有生活积累、缺失文化修为的画家，能够将视觉感受锤炼为寓意深刻、底蕴深厚的艺术大作。感受与积累，是一位画家艺术终生耕耘不可懈怠、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方面。感受无疑是现实感知的来源，积累则是将这种现实的视觉感知进行情感、精神、技艺等方面的提炼与升华的艺术加工基础，两者互为表里，辩证统一。所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其实就是要让自己的艺术积累不断回到对人民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中来激发其艺术创造的火花与灵感，并在“深扎”之中体察民风、积累生活、净化情操。

　　这批依然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画作，是从全国各地遴选出的30位中青年画家于2018年初春奔赴浙西丽水庆元县写生创作的作品。数天沉浸于山洼田畴、桥乡古镇的写生，给他们提供了呼息乡野空气、感受时代生活的机遇，他们从习惯了的都市生活来到陌生却充满激情的淳朴乡村，在精神身心上都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荡涤;而此后数月间的再度创作，则使这些鲜活的感受得到了艺术品质上的提升与潜在艺术个性的发掘。

　　中国人物画的当代变革既在水墨与造型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也在促成这种关系的基础体现了画家去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表达什么样的人文情感这个人物画创新的根本问题。崔宇在庆元乡村感受到的农民形象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种走致富之路的渴求形象，而是经历城市打工、回到乡村建设现代新农村而守望土地的现代农民形象，因而他笔下的笔墨总蕴含着一种厚重而坚实的力量。习惯于以工笔描绘现代都市女性生活的于飞，也把这种细腻的笔触伸向了古风依旧却掩不住某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古建民居表现，那斑驳错落的粉墙、湿黑婉转的黛瓦、古朴老旧的窗棂，都因这种细微的描绘而被赋予现代视觉的审美精神。张卉的综合材料、张亮的泼彩绘画，同样是把现代绘画的表现性、媒材特质转用于她们所感受到的田园气息，从而使这些古朴的乡村具有了现代文明的生活情境。显然，这些画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景描绘上，而是注重感受的表达，并通过现代彩墨、材料语言赋予乡村以鲜明的时代色彩。

　　中国山水画的当代创新既赖于笔墨语言的拓展，也取决于画家如何能够在回到山水的自然形态中获得一种新鲜的视觉感知。西画风景写生为当代山水画感受生活提供了新的路径，但写生只能解决局部的感知问题，中国山水画探索的艰难性并不在于用笔墨去转换风景写生，而在于能否在写生基础上进行意象化的观照，将艺术主体的精神表现与自然特征有机地化合一体。此次写生创作的程晔、蒋云龙、方广智、戈晓芗、娄晓波、郑鹤芝、孙裕国、李平、张择石等，原本都具备较深厚的笔墨功底，甚至已呈现出某些个性化的艺术风貌，而此次写生让他们再度回到山川自然、田林农舍的生活体验，感受让他们把传统笔墨与现实对象进行应对、比照，传统笔墨程式的积累使他们的风景写生逐步回归笔墨境界的营造，而感受则又将传统笔墨拉回现实语境并不断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从中寻找和发现现实生活的新诗意，进而调校和完善他们自己的个性语式。

　　娄晓波从许多山村截景中提炼出的《庆元诗意图》，就是在风景写生中进行笔墨转换的最佳案例，而他的这种转换则更多指向了具有现代诗情的乡村写照。孙裕国、郑鹤芝、方广智、程晔和蒋云龙等的农舍，都开始具有浙西庆元古村落明清建筑的特征，他们既注重偏僻山乡所保留的居舍廊桥具有古朴的民俗特征，也试图将这些粉墙黛瓦进行现代构成性的整合。孙裕国用笔的朴茂、郑鹤芝用笔的凝重、方广智用笔的湿润、戈晓芗用笔的萧散，都让他们观照的同一乡村具有了明显的笔墨个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中也因构成性语言的不同而赋予他们所描绘的浙西乡村各具时代的丰采。可以说，古今中西，在他们写生创作里获得了某种更加深度的融合与穿越。戈晓芗的现场写生多为水彩，但他的山水画却以萧散的勾皴，表现出高远的立意;孙裕国的山水画几近风景图式，但笔意墨蕴又将风景构图拉回笔墨境界;郑鹤芝以俯瞰的全景山水来勾画构成性的民居，图式与视角在此形成山水画新的观看方法;李平将农舍与山村相互叠加以此来制造模糊的物象，从中却凸显了中国山水画勾皴的独特魅力;张泽石将田园的淳朴融入海派金石大写意笔法之中，具有了平和恬淡的金石意趣。

　　写生创作，或许还是水彩、油画本土化的最佳路径。水彩、油画对光色、造型的全因素表现最能发掘被表现对象的本土特征，而水彩、油画这些外来画种的本土化也必然是在对地缘性光色与造型的表现基础上进行的精神文化的深化。工笔人物画家孙震生此次写生以水彩画的方式描绘的乡村门锁，不仅富有寓意，而且是他将工笔融入水彩进行的审美语言转换;骆献跃对丽水庆元那些阳光下丛林与老房屋的描写，在减弱了真实饱和色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主观表现因素，但光感、色温依然弥散出浓郁的乡情。这是两个独特的案例，工笔画家以水彩的方式写生创作，增进的不止是他工笔画的鲜活度，而且是水彩画的本土化内蕴;水彩画家并不局限于现场状物而进行写意用笔的简化，在保留了西画光色表现特征的同时也增添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感受与积累在此形成了另种创作样态。

　　写生风采，更是油画之所长。写实是油画艺术最富魅力的艺术表现语言，翁诞宪、黄胜贤、章文浩、刘文沫等都用较为写实的语言来捕捉丽水山乡那一片未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故土，他们既喜爱描写灿烂的阳光以及阳光下的绿叶与炊烟，也喜爱描绘烟雨之中的渡口廊桥、野水柳絮，当然他们也并因写实而失去艺术个性的光泽。翁诞宪极为准确的光色表达中追求着一种朴素的色调;黄胜贤是在那些看似不入画的地方画出色彩的诗意，厚实的笔触增添了他写实的魅力;章文浩似乎是带着吴侬软语去寻找丽水的田园风光——鹅黄的油菜花、堆雪的杏花，使他的油画风景无不具有理想色彩的田园诗境。

　　与偏重精准地捕捉那一山一水的地域与光色特征不同，许多画家在写生之中就融入了表达现代性审美精神的渴望。他们对于快捷、宁谧、单纯的视觉审美探索，也被转化到乡村诗情的表达中。杨雅辉、孙景、罗文勇、韩克伟、徐晓伟和哈斯乌拉是在写生过程中进行创作，他们并不尊重的眼见为实，恰恰成为他们在感受对象的过程中进行想象、重组和完善的创造契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观察对象中对其进行简化和理想化的重组，根据对象而进行符合他们各自个性追求的构图、构色以及制造某种新颖的视觉体验。杨雅辉、孙景、罗文勇、韩克伟都感性于丽水庆元的老房屋，杨雅辉把这些房屋画得更单纯更具有童话色彩，孙景则聚焦于房屋某个局部墙面的转折与放大，罗文勇在房屋的光影中探寻老照片的图像意味，韩克伟像版画那样来硬边处理房屋间的疏密与黑白关系。显然，感受对象是激发他们创作灵感与想象的起点，而完成创作的终点，则显现了他们长期艺术积累所形成的个性化追求，他们体现的是在对象的单纯化之中致敬古典精神。

　　徐晓伟和哈斯乌拉对乡村房屋的单纯化处理并不像上述画家那样进行硬性的分解，他们通过色调变幻和笔触写意而呈现一种浪漫、温暖的诗意。徐晓伟的大色块大笔触在概括之中体现出一种女性的温情，哈斯乌拉以多种暖灰色的变幻与色彩覆盖来重构油彩高雅的色调。他们对于用笔的强化，都显示了某种表现性的倾向。表现性无疑是油画当代性最基本的艺术特征，从日常视觉经验转换到非日常视觉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架上绘画精神性表达的融合度。马万东、陈晓蕾、杨芷、杨继峰和缪远洋等的油画都从对对象的感受中进行了表现性绘画的探索。马万东近于黄昏的褐色调与不断覆盖的色块营造了乡村境界的凝固感，陈晓蕾以稀薄而单纯的油彩将现场的感受幻化为朦胧、幽远和神秘的记忆，杨芷以浑朴厚重的色调与古建疏朗的结构而抒写深度的历史感怀，缪远洋以轻灵、淡雅与柔和的色块再造心象的自然，而杨继峰则以各种色线拼组对象的形色关系，笔触与色线的夸张达到了高强度的精神宣泄。显然，这些画家都从中国文化意象思维的特质里探索了中国式的表现性，他们的画作和德国新表现主义的悲剧情感、生命喷张都存在某种文化质感上的差异。

　　其实，不论国画家还是油画家、水彩画家，他们在写生创作中都共同呈现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意象性症候，意象思维统领了他们艺术创作的整个心理过程。但意象思维并不意味着远离审美对象，而是始终涵泳于外象与心象之间。正因如此，感受的鲜活，也往往决定了心象涵泳的奇幻与深刻。作为此次画家经历的独特审美感受的供体，坐落在浙西丽水的这个被誉为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庆元，以其原生的植被、古建和民俗让生存于都市的这30位中青年画家蓦然“闯入”，从而构成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审美经历。笔者相信，他们从都市的“出走”而“闯入”自然与人文的生态桃花源，不仅是他们艺术积累的一个必要片断，而且这个感受片断还将在他们艺术创作的母体里持续发酵，为他们酝酿更加香醇而浓厚的艺术浆果。

2018年9月28日于北京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主编、博导/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