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昨晚的再写几句。战国是中华文化气质转向的节点。此前的理性和感性探索都达到了这个民族至现代以前的高峰。造物技艺和对造型规则的掌握都为后世所不及，而百家争鸣时代的思想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绝后的。

　　战国之后，秦的焚书坑儒是历代灭绝文化创造之始。对儒的解释竟成为两千多年的文化核心。文化仅有的一点创造几乎都放在琴棋书画之中，造物的能力，理性的认识未见丝毫提升。

　　如果说先秦文化是雄性的话，秦之后则是病态的，我不能用阴柔来比喻，因为这依然是个健康的词汇。

　　不否认两千多年所积淀的文化经典，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摸到基于数理逻辑的理性科学的门槛。这给似是而非的语言解读提供了无穷的空间。面对任何事物，文字游戏无往不利。我们见到太多的解读方式不依据于辩证法，而依据于信口开河。

　　明中叶始，理性文明的微光再一次照进中华大地。而在两千多年的思维定势阻拦下，这个进程无疑是艰难的，国学的盾牌还横亘于前。

　　当然，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华文化气质的又一次转向，自然科学在一百多年前成为课业的主干，之乎者也已被抛给历史。本来中华文化有潜在的雄性基因，我们转向是对先秦文化的呼应，也是加入整个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洪流之中。

2018.3.6晨于东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