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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当下思想的路

2018-10-31 17:16:33 未知

我们想一起读耶稣。我们不得不立刻就问:为什么?以什么样的权利(理由/正当性)?两者只能够从思的当下任务那里明朗起来。思想的当下的使命不再是哲学的使命;它甚至不再是从对哲学的模仿而来的使命,对哲学的规范性模仿是现代的解释学,而结构主义离开了解释学。海德格尔曾回答“什么是形而上学?”,而这里的使命问自己:“什么是哲学?”海德格尔自己曾这么问,但是在上述“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界限内。不去管现代对形而上学的虚构,问什么是哲学?于是,这样发问是为了区分智慧和哲学。

这个意图从何而来?来自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分。思想的当下的使命让我们从思想所完成的使命来认识哲学。这个使命不再是问“什么是形而上学?”,就像海德格尔把它作为“思想的虔敬”所要求的那样,甚至不是把这个问题扬弃到“倾听”,因为哲学在与“形而上学”的区分中教当下之思学会承认和赞同(Anerkennen)。承认和赞同只能够关涉完美的所思(Gedachte)。

在我们的当下,作为其使命,思想接受这个意义,承认和赞同地表示自己的感激。相应地,阅读不再是像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那样具有拢集的意义,而是ANAGIGNOOSKAIN,具有再度相知的意义,重新认识所写下的,认识曾是须承认的,而非评论。亚里斯多德已经完全从承认甚至尊敬出发来把握神学的科学。神学科学,它没有去追问“存在者的存在”,而是问第一须尊敬者的当下,TIMIOTATON ON(第一须尊敬者)的当下,把它理解为TETELESMENON,完美者。哲学的以概念把握的方式完成的使命已经完满,从中产生的新的使命是理解完成和哲学的完满之存在的根据。这里,重要的是关注其所思(Gedachte):哲学区别于先行的智慧,但哲学关涉到智慧。

随着哲学和智慧的区分,智慧作为划时代的知而亮相。于是,也出现一个崭新的历史,完满的概念把握的历史。也就是在自身做划时代区分的历史。①

首先是相互区分的理性。关于这一点,理性的完整区分在我们的世界视域中才是必要的。我们的世界只容许模拟第一哲学的历史。所以,在第一个理性区分的维度内,在解释学的理性内缺少承认和赞同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对于概念把握的理性却是本质性的。正是看到这种匮缺,对理性进行辨别是一项使命。不过这尚不是当下之思的规范性任务,同样,哲学和智慧的简单区分也还不是规范和尺度上的,历史时代的划分也不是。这些区分就像世界层面的区分,②是暂时性的。

在概念理性降而为解释学的理性的地方,也就是在时代原则没落之处,世界理性的省思接过了第一这个位置,它作为末世的省思与技术理性相分离,但是关系到技术理性。③至于现代之内的第一哲学④,那里,对于哲学为本质性的承认和赞同沉沦于体验。承认和赞同体验,这毫无意义,一种先行或者追加的体验同样毫无意义。历史葬身于体验。末世的理性⑤才从这种状态里解脱出来,它从概念理性那里继承了思想的品级。就这样,末世理性打破了技术理性的优先地位,把后者理解为“人为制作的”(machenschaftliche)。技术理性没有被理解为一种理性形态的坚实性。⑥于是思想一直也缺少泰然自若的态度。这种泰然随着三种理性形态的划分才可能,但是完成这种区分却不在现代本身的思想中。海德格尔的泰然仍是虚构的,原因是它从本质上关系到经受住技术本质(的命运)的将来。

回到思的当下使命:不再是世界的区分,而是语言的区分。在语言这里,不仅有必要解脱在无序的理性中的语言和世界的纠缠,⑦而且必须解脱在结构主义思想方式中的语言和历史的纠缠。⑧在解缚中只有技术理性的转移形式保存下来。⑨转向何处?不是转向“人为制作的”,而是转向摆脱干扰的理性。这种谈论关涉赖尔所说的思想困境的特点:赖尔谈到“摆脱干扰的语言”——在赖尔这里“摆脱干扰”指去除荒谬或者不符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在我们思想中的“二律背反的发生器”。

当下要紧的是,不仅排除无序之思及其与从前的(思想之)规定的关系,而且也还排除结构主义之思及其与(思想之)事的关系。这样,达到了思想之简陋的极端。在一种值得关注的向哲学的开端的回归中,我们能够说:这是沉迷于知见的思,因而是充满矛盾的思。必须把思想之贫困(Armut)和思想之简陋(Aermlichkeit)分开,贫困的思想知道从DOXA(知见)中挣扎出来,启程走向记忆,具体说,这种记忆不再知道存在者——就像荷马所说的那样,从前和将来的存在者,而是知道所思(Gedachte),它完全不同于知见的内容,也就是不同于DOKOUNTA(知见的声望)。这种所思要在理性关系建筑学中建筑起来。

让我们更切近地看这项任务:按照老的方式对诸关系做出区分,也就是按照在智慧之内的规定、事和思,我们必须说:理性关系建筑学的建筑不能够以规定开始,而是回忆规定和事。思走在这两者的前面。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顺序:思-规定-事。看来如此。最好我们写成这样:C(A和B),以便回忆起智慧的区分,智慧的区分从规定开始,以便认识规定的事。直接地从规定开始,这在当下是不可能的了。在我们的理性关系中,思想的先行性是不可避免的。迎接智慧,这在当下不再发生于概念把握(Conceptionen)的方式中。必须把智慧的诸形态放到其曾经是的给定性中。必须把它们接受到思的区分中,而不是理性的区分中。

哪里可以看出当下的思想任务呢?首先在哲学之思的转折上——请注意不是“形而上学之思”的转折——走出开端的知见状态,这个状态带着在第一种理性形态中的顺序,亦即自然理性的顺序:C-B-A,然而并非进入A-B-C,这是智慧形态的第一个理性关系(ratio),而是转向C(A-B)的顺序。由此可见:这里没有新的启示,却要求在已经启示了的(知)面前的审慎(Verhaltenheit)。

在回忆海德格尔的位置时关系到技术之思,这里则不再犹豫是否逃避技术本质,也不再犹豫有没有技术本质的消亡。说得准确一些:没有技术本质的逃避,没有技术本质的消亡。两者在无序的亚现代中皆停留为假象,带着尺度的面目。特别是对技术现象的神经过敏独领风骚,就像在德里达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正是这种敏感症错失思之使命所标示出的当下。最后语言分析的情形也如此。那里,思每一次都必须从自找的两难处境中自拔,对这种思想方式我不谈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制作(Machenschaft)。海德格尔所思的技术制作仍然处在某种规定之下并且有思之事。这对于亚现代的萎缩的思之形态,对于语言分析之思不再有效。

至于所思者之思,它不再冲击现在时的优先权,例如像德里达那样,另一方面它也不仰仗缪斯的记忆。历史、世界和语言的万物(Alles)只能是回忆起的。从语言的区分出发,它最终关注所言(das Gesagte),只要这种所言在整体上给予思,这就是说,它只关注智慧形态的所言,而智慧形态已经从历史的冥界被提取到我们的当下。

让我们总结这个使命:1.在思之中赢得智慧之所思,把它作为所奉献的(ein zugeeignetes)。2.遵守在记忆中的规定。3.只在规定下看思之事。

仅于此智慧的世界进入视线,一如这个世界从在万物中(bei Allem)的在场和缺席的区分中走上前来,这是第一个智慧世界,与此不同的另一个智慧世界来自万物的给予和隐退的区分,而最后的智慧世界源于万物的设定和扬弃的区分。这里不再有现在时的优先权。从自身出发给自己优先权的只是思想所完成的(dasdenkend Vollbrachte)。只有它给予思,也就是那在记忆中来到当下的,再说一遍:这种记忆不可能是缪斯的记忆。这是我们的、当下的记忆。这个记忆知道:万物皆已得到言说——这里思的本真使命与我们相遇。

但是,这种言说的诸智慧形态被逐出了直接性,它们不再于直接性中说(sprechen)。没有对存在的追问推动着我们,也没有现在时的优先权推动我们,而是遵守这一点:思考已得到言说的言辞(Wort),把它当作已经给予思的,而不是当作给予知(Wissen)的,原因是知要求现在时。

我们的当下的反思萎缩了,它最后是哲学的分析,这种萎缩是我们的工作(Unternehmen)条件,而不是理由/根据。既没有规定,也没有事让思偏离自身。这是我们这里拣起的分析之思的症状。它是自由的,在当下之思在它的所有形态中都做完了之后,它转向智慧。谈论“做完”(Abarbeiten),这只能关涉当下之思。而当下之思,尤其是在最后的萎缩中的思,面对SOPHIA只还有遗忘的暴力,思根本不再认识在智慧的权利和要求中的智慧,更谈不上承认和赞同它。这里没有像海德格尔想过的命运般的隐蔽性。⑩对SOPHIA作为如此之智慧的遗忘是我们的回忆的条件,而不是理由/根据。理由在于业已完成的现代核心省思,在于对“形而上学”的克服。现代核心省思的决裂以对哲学的背叛而触及哲学,即使提到的名字是“形而上学”,而非哲学。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的现代省思开启了非哲学(Nicht-Philosophie)。因而,进入我们视线的不是向哲学的倒退,而是只是向开端性的“不”的倒退,对SOPHIA说不。这个“不”被(我们)转向面对SOPHIA的审慎,并且出于这样一种经验,即哲学被误认为“形而上学”的经验,误以为哲学是“存在者之存在的理论”。与此不同,这里看到的是先行的承认和赞同的要求。海德格尔经受和完成了与“形而上学”的离别,与这种告别和忍耐截然不同的是对哲学的孤绝之在(Verschiedensein)的洞见,这里有对其所完成的(业绩的)承认和赞同。瞻望其划时代的完满,思的当下使命不是恢复本质上为历史性的哲学,但也不是凭空为SOPHIA杜撰一个当下。不如说使命在于区分当下,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即使是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种语言虚构的当下也脱落下来。

把诸智慧形态放到思的审慎之中,思在规定和事的单纯关系(Beziehung)面前的审慎。11看起来如此。然而,这个关系(Beziehung)不再落入A-B-C的关系(Verhaeltnis)之中,显然,思把自身与历史分开。12从历史放逐到世界,思不是在规定中发现立足处(Halt),而是发展规定,思在现代以世界性的理性从“事”(这个关系项)来展开“规定”(关系项)。请您想想马克思从“事”关系项的开始(Einsatz)。正因如此,在现代核心省思内规定必然显现为令人作呕的(widerwaertig)。13只有当思不是从规定出发,而是从事出发,把规定思作是可恶的,这才变得可能。而亚现代的当下的萎缩才促使思本身的那种转折,在转折中思到达面对SOPHIA的审慎,但是思并不在SOPHIA中。

一如我前面所提示的那样,我们所讨论的关系14并非C(A-B),而是C(A-B-C)。思的当下使命要求,把从前的A-B-C关系提取到思忆中,包括在所思模态中的思。这样,本质上业已完善的所思始终不同于作为当下之思的思。而恰好在此,解释学的整个灾难性跃入眼帘,具体说,在一种自身相续的生活中激活先前所体验的。解释学重复概念把握的关系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的关系A-C-B。相反须作一个了断(Schnitt),并且是以C这个开始(Einsatz),在括弧里的智慧顺序(A-B-C)紧跟着C。于是,思想挣脱了生活连续性,一如这种连续性对于解释学是(过去时)基本构成性的。

关于我们的回忆的当下就到此。它不允许在任何地方遗忘其来源——哲学和SOPHIA的区分。在SOPHIA面前,哲学不可能消失,显然只有哲学和SOPHIA的区分清楚地保证那能够在所思之内作为SOPHIA而确立的(东西),能够按照所思的可理解和可继承性(Conceptionsfaehigkeit / Concepierbarkeit)确立起来,没有让双方的区别在概念继承(Conception)中萎缩。15

关于中世纪,由此可见的是:SOPHIA作为圆满的整体,在SOPHIA之前的审慎必须让思与信仰分开,一如信仰是一种思的模态。只有这样对三大时代中的每一个的尊敬才是可能的。再来一遍:思,一如它是我们的思,它始终严格地区别于信仰之思,也就是那作为关系项出现在SOPHIA的ratio(理性关系)内的思。这样,区分首先必须是思自身的区分。区分属于思,一如这种思在诸智慧形态的所思面前持审慎态度。只有考虑到已经完成的诸概念继承(Conceptionen),诸智慧形态的界限才是可能的。否则,没有确定界线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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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萌[已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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