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庸的逝世，代表新武侠小说最高成就的三大家梁羽生、金庸、古龙已悉数谢幕。怅惘之时，让人不禁想问，金庸之后的武侠江湖，会是怎样？

文学的意义是在历史语境中渐次生成的。二三十年前，在老师、家长的声声呵斥中偷偷阅读武侠小说的一代人，如今，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怀念金庸了。

​山西太原书城推出金庸武侠小说专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今时今日，金庸毫无疑问已经跻身经典作家之列。自20世纪70年代起，华人世界就出现了“金庸文化现象”，他的武侠小说成为研究热点。有媒体估计，金庸在全球拥有至少3亿名读者，他的作品被选入内地和香港的中学教材。多年来，“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两岸三地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他的作品进行深入讨论。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说，金庸“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

1.武侠小说进入文学殿堂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少在三十年前，梁羽生、金庸、古龙的小说，在国人的文学价值谱系中还难称入流。转机出现在1994年，那年的10月25日，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在致贺词中，严家炎称金庸的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民间热流涌动的“金庸热”“武侠热”终于在学界有了回应。

在随后的几年里，舆论对于金庸和武侠小说的讨论热度持续不减。彼时，金庸的“江湖”地位还远未坐稳。在北大授予金庸荣誉教授称号后一个多月，《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就发表了鄢烈山的“檄文”《拒绝金庸》。1999年8月12日和12月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何满子的《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和《破“新武侠小说”之新》两篇文章。同年11月1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我看金庸》，认为金庸“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有脱旧体白话小说的俗套”“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不羁的行文和戏谑的语气更是在舆论场引起轩然大波。

然而，随着武侠影视剧的热播和重拍，金庸的受众越来越广，一家几代人可能都是他的“粉丝”，爷爷读的是金庸的书，爸爸看的是改编的电视剧，孙子玩的是改编的网络游戏。学术界关于金庸和新武侠小说的文化底蕴、文学技巧、精神境界等的严肃分析，也让金庸研究成为“金学”。

2.与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深度契合

在这个世纪之交发生的金庸和武侠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不由得让人想起上个世纪之交小说走入文学殿堂的过程。严家炎说：“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受西方思潮影响，大声呐喊着将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尤其到‘五四’文学革命，师法西方小说的新体白话小说占据了文学的中心地位，进入了文学的殿堂，连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小说也有幸沾光得到重新评价，脱去了‘鄙俗’的帽子。但是，有一部分小说却享受不到这种幸运，那就是20世纪面对中国大众的通俗小说。它们仍被新文学家、文学史家摈斥于现代文学之外。于是，雅俗对峙转到了小说内部，形成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两大阵营。”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并能在一定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也就是说，阅读金庸小说易于唤起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易于将民族文化的遗传内码转换为直观可感的形式，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在谈到金庸小说的最大特点时，许多学者都提到，他打通了“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界限。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

3.游侠精神是永恒的话题

金庸和他营造的武侠江湖，不仅影响了数以亿计的粉丝，还滋养了许多后来的作者。安徽大学特聘教授周志雄认为，萧鼎、猫腻、江南、月关、沧月、高楼大厦等诸多网络作家的作品，都受到金庸的影响。在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上，金庸小说与网络小说形成了一条文脉上的连续。

武侠小说应该有社会、现实和历史，一旦脱离了这些元素，武侠原有的基础就垮掉了，武侠必然没落。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里真正吸引人的是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站在现代社会，对漫长的积淀深厚的传统社会、精神家园的深情遥望。金庸以后的武侠作者，再去写传统，跟金庸武侠就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恐怕金庸武侠是一个绝响。

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某种意义上，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以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