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凭一本书过上好日子？不要相信那些很会说的人，他们的任何一本书都能卖得不错。但如果你初出茅庐，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只能靠什么？”熊亮一边说，一边转身在白板上写下一个字——书，又画上一个感叹号和一个圈。台下一片轻轻的笑声。

熊亮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没有读专业，甚至没有读过大学，但在国内原创绘本界，他是大家见到都会叫“老师”并想要讨教经验的人。2017年，熊亮凭借《和风一起散步》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绘本）奖，2018年度，他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短名单，成为中国插画第一人。

在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的很多场合，你可以遇到留着一撮胡子、戴着白框眼镜的熊亮，或许是在评审青年插画师的作品，或许是为某一部国际合作的绘本站台，或许是谈谈绘本创作的经验。但无论哪个场合的熊亮，都比不上这一天站在这块白板前的熊亮更加坦率。

这是童书展“插画师生存角”的一个工作坊，这个从合作方博洛尼亚童书展引进的王牌项目，划出了展馆过道中的一大片区域，分隔为大师论坛、工作坊和一对一作品集指导。除了熊亮，在工作坊里和插画师新人密切沟通的名单上还有美国的大卫·香农、韩国的苏西·李等很多国际顶级插画家。在熊亮写得密密麻麻的白板周围，残留着前几场工作坊留下的插画痕迹。

“你们想做畅销书吗？畅销书当然很好，有机会、有能力就去试试，但畅销书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说到这里，熊亮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又压低音量：“如果出版方在，我不好意思说，卖得非常好的《猜猜我有多爱你》，确实不错，但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样浓烈直白地表达……”他没有说下去，台下又是会意的笑声。

熊亮是2002年开始创作儿童绘本的，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国内不仅没有原创绘本，连绘本这种品种都不存在。“我是从互联网上看其他国家插画师的作品，而你们呢？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上海童书展的金风车插画奖和国外任何一个顶尖插画奖一样，来稿都是全世界的优秀插画师，你们的作品直接和国际上最好的艺术家放在一起。喏，就像旁边就是罗杰·米罗（曾获安徒生奖的巴西插画家），挤得水泄不通呢。”说话间，有个戴着嘉宾证的外国面孔在入口处张望，熊亮朝来者点了点头，继续和台下学员说，“像他们，水平很高，而且像上了马达一样很拼，你们拼得过吗？”

“也许你们中有些人想做实验性、小众的东西，我的建议是就把看不懂做到极致、做到最疯狂。真正能让人成功的不是奇妙的想法，而是你花很多时间把它做出来了。”熊亮和年轻同行的交流“掏心掏肺”，“每个搞创作的人都希望一部作品改变命运，也常常觉得就是正在做的这部作品可以，但真的出版了呢？发现也就这样。再做下一部吧。我今年43岁了，39岁、40岁的时候，有个做独立戏剧的朋友和我讨论未来人生。我说，做艺术创作就把自己想象成流浪汉吧，不会太好的。”

战略上虽然显得有些“灰暗”，但在战术上，熊亮与年轻人分享的颇有实战性。“你画的东西没有市场？没人需要？市场是被创造出来的。画1本不行，就画6本，再不行画20本。前提是你的作品是好的，没有任何与其他人重复的元素，别人做过的千万不要做。我不能教你们如何做出畅销书，但可以告诉你们常销书的元素：做缺的门类里最好的一本，摸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心理，塑造鲜明的人物。”他提醒年轻同行，“绘本其实不只是给孩子看的，决定绘本是否卖得好的其实是家长、老师、绘本馆的阅读推广人。绘本要符合‘能讲’的原则，也就是说要有剧场感，如果你自说自话，忘记面前有人在听，那是百分百不会卖的。”

“童书市场的高速发展，意味着随意出书的时代结束了。把握好你们第一本书的机会，如果不能冒尖，或许就再也不能翻身了，不像我们当时还能这样翻来翻去。”熊亮用上下翻动的手掌比划着，“按照你们的本心，把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画成第一本书。先出一本好书，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

工作坊的一“墙”之隔是一对一作品集指导。刚刚大学毕业几个月的“大灯”从福建带来了自己的作品。“老师一眼看出了问题，收获太大了。”这天“坐诊”的是曾经创作《海的女儿》《李尔王》等的著名绘本作家蔡皋。“虽然和蔡老师很熟，但这样细致当面请教的机会还是很难得。”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总监赵晓音也在现场，不时和年轻人们聊上几句，“出版社很需要优秀的新画师，但常常面临不知道到哪里找的情况。”她记下了“大灯”的联系方式，抱着作品集的年轻女孩回到了论坛区的座位上，“去年也来过童书展，但只是看插画展，今年这样的形式特别有帮助”。后一个结束一对一“会诊”的年轻插画师刚拖着行李箱走出指导区，就被拦住了。“我来自爱尔兰，你呢？”两个年轻人的交流开始了。蔡皋面前，已经又有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一幅又一幅滑动着作品。

在“插画师生存角”，一切交流都从画、从作品开始。这或许就是博洛尼亚童书展命名这个项目的题中之意——插画师的生存之本是作品，而发掘有潜力的作品和作品背后的人，需要有前辈指导、带路，更需要一个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碰撞火花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