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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果有谁认为艺术家具有一种精神教化的特权，可能会让人笑话，艺术家自己也不太愿意承认。可人们大概没有忘记，当年一个“灵魂工程师”的叫法，着实让太多从事知识生产的人感到了兴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一种习惯了教化方式的环境中，真的以为自己掌握了某些奇方妙药，可以为众多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把脉，好提供优秀的思想食粮。然而事实却颇为残酷，“灵魂工程师”往往连自己的“灵魂”都没有洗刷干净，又如何谈得上去为他人灵魂服务呢？更严重的是，在一个以教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一方面，精神生产者必须肩负清理灵魂的重任，可另一方面，他们能否拿到疗救灵魂的“执照”，却又由不得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被疗救的可怜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敢说自己可以去很好地改造别人的灵魂了。

结果是，被抬高到“灵魂工程师”高度的艺术家们，实际上面临的却是接受审判，好确定谁才真正有资格去领取特殊的“灵魂执照”。

这种泛政治化的做法让艺术家陷入一种两难境地，让他们成为被改造者的同时，又不得不承担生产精神食粮的工作。这无疑破坏了艺术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要知道，当艺术家们是被改造者时，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除了对改造者感激涕零以外，似乎只有贡献自己的手艺来服务于特定目标。可当他们真的去从事精神食粮的生产时，他们的优越性却又变得显而易见了。

灵魂工程师的确很高尚，可艺术家至多只是个工匠，同时又不幸地被要求去疗救别人的灵魂。在过去不久的那个革命年代中，这种窘况着实让艺术界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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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天的问题是，艺术家们似乎都不太关心社会了，一部分艺术家甚至缺少应有的社会情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更关心“艺术”，关心自己的社会名声以及由这名声所获得的收益。今天，中国的艺术市场异常活跃，艺术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获利甚丰的富裕阶层。甚至，由于“艺术”本身在公众的影响力，那些享有声誉的著名艺术家，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文化英雄，高高在上，过着让人羡慕的高尚生活。

我们的艺术氛围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语境：“艺术是一种工具”这种论调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受到敌视的。“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这样一些提法，大概和“艺术为政治服务”处于同一立场上，所以也不被重视。今天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嘴上虽然没说，但内心大致上是同意“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家不太愿意说的倒是“为价格而艺术”。艺术界对此心照不宣。幸好市场经济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一般中国人的头脑中，所以大家也不会对这个提法感到有什么羞耻。

甚至，一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还变得冷漠起来了。在绝大部分社会灾难面前，艺术总是缺席。在呼吁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语境中，艺术的声音也变得无足轻重。艺术家作为一种社会形象，总是和“优雅”、“另类”、“高尚”、“享受”、“先锋”等当下的消费符号挂钩。对艺术的消费于是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时尚而受到鼓励。要知道，公众在消费艺术的同时，艺术也在消费由它开创的名声。结果是，艺术创作成了一个封闭的竞争场，彼此之间为了一种可以和价格与名声相联系的“独特性”而奋斗。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旦艺术成为一个圈子运动，一旦艺术能够获利，艺术家干嘛还要那么不切实际地去关心社会呢？社会又与它有何相干？

一般来讲，我并不反对把艺术作为一种消费，更不反对艺术的市场化。比起过去那些假大空的“灵魂产品”来说，也许市场更具有公平性。这就像贡布里希所说的那样：如果只有军营和市场，那就宁愿选择市场而放弃军营。

但艺术市场也一定有它的负面性。尤其是，当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长期受到破坏以后，已经属于获利阶层的艺术界中人，理所当然就不愿意过多地思考社会的问题，对如何重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只能保持沉默。

我的意思是说，极端的意识形态化破坏了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而艺术的过度市场化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如此一来，如何重建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怀，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应当和艺术与社会究竟应该处于一种什么的关系有关。要知道，尽管在逻辑上和哲学上无法完全论证“艺术”这个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艺术和同情心挂起钩来，而认为艺术是对社会的一种情感投入，而且是富有同情心、因而是有意义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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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明白任何讨论艺术的企图都无法接受逻辑的检验，但我坚持认为，把艺术家视为工匠，把艺术看成是工具，其根本错误是否认了艺术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否认艺术可以成为人们的一种情感状态和思想方式。“艺术工具论”更让艺术家感到寒心的是，它给剥夺艺术的自由提供了依据，从而贬损艺术在社会中的真正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把艺术视为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的工具时，艺术本身就会变得无足轻重，艺术的存在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从历史来看，艺术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我们今天把远古和中古的许多人类视觉产品视为“艺术”，是受到了17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各种独立思想运动的影响。从文明史来看，人类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实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艺术”，而只存在着具体的产品。但是，正因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并不把自己的创造物视为“艺术”，反而突显了艺术的重要性。把艺术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认为艺术具有自由的价值，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个成果，不应当被今天的艺术界所遗忘。

按照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艺术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体现了社会的一种进步。而对艺术的认可，也说明社会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对艺术产生了独立的要求。反过来看也一样，艺术家在一个日益分化的层级社会中，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和自由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来说，艺术代表了一种对社会的认知方式，它不同于哲学、宗教和科学，它是一种以个人化为表征的情感状态，从而为个人介入社会创造了条件。此外，艺术一直受制于各种社会力量。主流话语从来都试图把艺术这种独立的情感状态纳入其权力轨道而加以控制，从而把艺术转变成为一种直观的社会动员模式，再通过这种动员模式来整合多样化的个人情感世界。这等于说，自从艺术从过去的整体框架中解放出来（分层出来）以后，艺术一直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种力量是社会的权力体系，一种力量是个人的价值实现。前者最终会取消艺术的真正存在，而后者的努力，则总是让艺术和社会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从这个意义来看，艺术是一种批判的力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不管它是什么风格，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它总是带有批判性的，总是和社会处在某种紧张的关系中。

但是，还有另一种取消艺术的巧妙方式，那就是市场化。一旦艺术成为获利的手段，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们凭什么还要让它和社会过于紧张呢？因为市场本身也一个社会化的存在，市场吸收了艺术，让艺术转化为一套生产体制，让创造性转化为生产性，让艺术品转化为产品，艺术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生产之道，艺术的批判性，包括个人的情感实现，当然也就销声匿迹或大打折扣了。因为，和市场过不去，这肯定是一件蠢事。

过去，艺术是权力的工具，这让艺术家成为权力的职业工匠。现在，艺术成了消费，艺术家成了获利者，成了市场高速运转的生产机器。两者之间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和主流社会的合谋。合谋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根本上取消艺术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取消通过艺术来认知社会的途径，取消个人的情感状态。今天，艺术之所以在社会灾难面前，在公共领域的道德语境中常常缺席，根本原因就是支撑艺术独立的批判性理由已经不再产生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指望艺术家对社会产生持久的关怀呢？

因此，我以为，重建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重建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怀，首先要重建艺术的价值观，要确认艺术的认知方式、个人情感方式的重大意义。就像社会不可剥夺个人一样，艺术也同样是不可剥夺的。这也告诉我们，艺术家的根本价值在于，他不肯成为一个合谋者和一个获利者，尤其不肯成为一个过分廉价的合谋者和获利者，否则，艺术就无以为艺术了。艺术家要清楚地意识到，合谋和获利本身，是会取消艺术这个存在的。

就我而言，我没有那种过度的“恋艺癖”，以为艺术伟大到不得了的程度，舍此而天下崩溃。艺术确实没有那么伟大。但我关心艺术的价值表达，关心艺术的社会作用，是基于对个体重要性的尊重。想当年，艺术之所以能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说明它有抗衡大生产方式的作用，而且这种抗衡是有社会基础的。一百多年的艺术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难道今天我们愿意看到艺术重新被消解掉，而且是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

面对一个充满诱惑的合谋型社会，艺术家真的要奋起捍卫自身的价值了。要知道，捍卫艺术的独特性，等于捍卫每个人介入社会、认知世界的方式，捍卫每个人存在的理由。艺术家关怀社会，一定是会有回报的。那种回报就是，艺术重新得到了承认。我想我们不需要期盼过分伟大的结果，我们只需要这样一个现实承认就已经足够了，就已经证明了艺术的全部合法性。

原文标题为《重建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怀》，完稿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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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彦简介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