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炕头石狮不仅是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美术中一个独具特征的艺术类型。它久远的历史和写意的特征，在美术史的观念解析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陕西炕头石狮艺术不同的分布区域及造型各异的遗存，进行较为系统的类型整理和艺术分期，通过对大量实物及图像的比较研究，运用文献典籍、考古文物图像资料，结合多次实地调查及综合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陕西炕头石狮的写意性特征作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证，进而揭示出陕西炕头石狮的艺术文化本质及学术价值。

　　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写意造型是艺人在艺术创造过程中，逐渐积累的风格方式。原始艺术受到远古图腾崇拜观念的影响，同时表现出对自然与生命的渴望与祈求。这种写意的造型风格有别于上层社会艺术追求的境界和意趣，而是更加关注其形象意态的整体特征，忽略形体的细微存在，阔斧大凿、粗雕拙刻，从而塑造出粗犷的造型风格。

　　中国艺术的最高价值不是模拟物象，而是通过“写意”以“参造化”，陕西炕头石狮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分支，也受其影响。写意文化，可上溯到庄子、《易传》和魏晋玄学家的有关论述。《易传·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认为感性的艺术形象比抽象的逻辑语言更能充分抒发和表达主体情思，因而“意”是指人主观的“心意”，《庄子·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晋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是指，“意”只有依靠“象和“言”才能予以传达。圣人出“言”和明“象”的目的即在引导人们去领悟和把握“意”，而“言”与“象”只是达“意”或写意的手段和煤介。因此，一旦得“意”，即应舍弃“言”和“象”，同时也只有不执着于“言”和“象”、

　　超越“言”和“象”，才有可能真正体悟和把握“意”之所在。

　　古代学者们对于“写意”的阐发和论述，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画家对本土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思考。明代王履称：“画虽状形，主乎意”，明清之际的美学家廖燕进步认为“万物在天地中，天地在我意中，即以意为造物，收烟云、丘壑、楼台、人物于卷之内，皆以一意为之而有余”（《意园图序》）。唐代画家张璪言简意赅地道出艺术的美学法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这是一种由外及内、由浅及深、心物交融、主客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造化”与“心源”之间旨在由“意相互沟通，中国艺术的创作具有极大的自由而自由正是写意创造的根本。

　　民间艺术以概括的手法创造出许多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不能否认，中国传统艺术的写真精神渗透在民间艺术领域中，虽然炕头石狮艺术的写意风格，并非传统艺术真正意义上的风格，然而，炕头石狮艺术源自民众实用与精神层面的不同需求，完全是民众为自己实用而创造的艺术品，表现出粗拙、稚气、淳厚的趣味之美。这类尺寸不及二十厘米的炕头石狮是系于不足十二岁孩童的腰间，保佑平安、长大成人，故家家皆备。它的雕作手法只注重主体的动态造型，表现一种似狮非狮的瑞兽祥物，相当数量的炕头石狮造型只是在原有的坯料上，粗拙刻凿勾画出造型的主要动态，舍去对次要部位的凿刻，与其说是狮子，不如悟其“意”为狮兽，塑造出的石狮浑朴淳厚、遒劲，独具风格，这种以小见大的气势与汉魏石刻有着艺术风格上的内在联系。正如杨晓阳先生所言：“炕头狮虽小，但客观存在着气势，造型浑朴，属典型的汉代风格。雕刻上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几刀，却反映了汉朝以长安为中心的民族的大气魂，惟其张牙舞爪，才体现了天人合一通天通地的自信与昂扬，反映了民族精神的独立。而明清时代，狮子倒显精致了，少了几分气概，多了几分奢靡。”由此可见，陕西炕头石狮艺术是民众想象自由创造的精神产物，更是运用大写意方式造型的代表作品。

　　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写意造型，不囿于自然形态的约束，也无视程式化的镌刻技法，依据固有的原始态势和粗拙线条，以意态化的构思，大胆夸张、随意造型，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严格的比例关系，也忽略外在形象的精确与酷肖，而是重视主观的感受与体悟。诚然，炕头石狮艺术雕刻更注重表现物象的神采与意蕴，并有意地突出、夸张或变形使形象更加鲜明。概言之，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写意造型风格，旨在写意、写神、写心。

　　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写意性是从整体，即造型观念与造型形式的传达方式之间，在有机联系中把握作品总体倾向的艺术样式。它虽然与作品的内容、形式都有关联，然而从实质上说，它是使内容与形式以特定逻辑方式统一起来的一种核心动力。这里，我们引用苏东坡在论当时画竹名家文同的诗句：“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这段名句虽然出自文人雅士的画论，但也与民间美术的创作有着相关的属性，因为它形象地道明了艺术创作中构思与传达的密切关系，认识与表现的关系。“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实际上是艺术创作普遍地从造型构思到造型传达、创造形象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我们借鉴这一经典画论并非完全等同与陕西炕头石狮艺术创作的不同阶段，而只是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艺术的规律与风格也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艺术规律的演化也同样可以构成艺术作品的凤格。就炕头石狮造型的写意性凤格特征来看，传统的观念性的符号化。造型使它的创作具有永恒性的艺术特征。同时这种传统造型符号体系所寓含的祥瑞意义，使炕头石狮艺术造型的整体内涵具有通俗易懂的阅读性。其独特的造型使之区别于其他艺术类型，高度质朴、豪放的写意性特征也使它具有强烈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尺度，并极大地拓宽了民间美术的适应性、普及性和历久性。这种独特的造型样式，包括造型观念、造型方法和创造规律，共同构成了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的写意性凤格，可以说没有哪种艺术类型像炕头石狮这样独具写意性，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写意性特征，自然也就独具艺术感染力，同时也是炕头石狮艺术区别其他艺术而存在的艺术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