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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稿】刘野:在这里,说出我的故事

2018-11-25 19:33:03 彭菲田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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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刘野

近日,艺术家刘野的个展 “寓言叙事”在上海百年宅邸——Prada荣宅开幕。展览由德国柏林国家美术馆馆长乌多·蒂特曼策展,展示艺术家自1992年创作以来的三十幅精选画作。

此次展览是Prada荣宅举办的第二场展览。荣宅,原是清末民初中国企业家、“面粉大王”荣宗敬的旧居,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11年,Prada出资修缮,去年秋天正式对外预约开放。

       在荣宅新生“寓言”

墙上镶嵌的珐琅砖、地板上颜色丰富的釉面砖、楼梯扶手上雕刻的精致花纹、带有欧洲风格的彩绘玻璃……整座荣宅大体保留原先的设计。刘野的作品,穿插其中,让当代与历史进行相隔时空的对话。

“这个展览,如同把我的作品和这个房子一起,讲一个故事。”开幕当天,刘野道出了展览名“寓言叙事”的理由。

在蒂特曼的策划下,展出作品并未按照时间、主题来划分,观众可自由选择观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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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现场 刘野作品《匹诺曹》 图片由Prada荣宅提供

展厅二楼的一间房中,只展示了一件小幅作品《匹诺曹》。硕大的朱红色墙壁与这件作品的尺幅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是蒂特曼的用心:“即便这个房间再大一点,这幅画它依然有足够的感染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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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现场 刘野作品《米菲结婚了》(右)《罗密欧》(左) 图片由Prada荣宅提供

同样在二楼,另一间房分别挂着《罗密欧》《切特·贝克》以及《米菲结婚了》。

米菲常常出现在刘野的画中。它或与女孩一同站在蒙德里安的画作前(《百老汇往事》);或与蒙德里安的作品进行并置(《米菲和蒙德里安》);或手持调色盘,以艺术家的自画像出现(《我是一个画家》)……据说,刘野第一次在荷兰看到米菲时,就被看似面无表情的兔子形象吸引。“它其实有无数表情,画得好像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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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现场 刘野作品《切特·贝克》 图片由Prada荣宅提供

《切特·贝克》描绘了这位音乐奇才的侧影。音乐是刘野创作的一部分,他喜爱巴赫,也中意爵士乐。在创作时,他往往播放着这些乐曲。

到了三楼,《张爱玲》与《阮玲玉之二》“对望”着。而这儿,曾是荣夫人的房间。两位上世纪的知名女性,在刘野的笔下挥洒出不同的光彩:张爱玲身着绣花旗袍,眉眼流露上海女性独有的精怪;阮玲玉双眼湿润,顾盼生辉,那一幕,好似影片中静止着的一瞬。蒂特曼告诉雅昌艺术网,两位时代美人,在荣夫人旧屋相逢“实属巧合”。“‘巧合’本身不就是个美好的故事吗?”他打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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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现场 图片由Prada荣宅提供

除了大家为人熟知的人物画像,本次展览还呈现近几年的“书籍”创作。这些作品尺幅不大,画面的主体除书本之外,别无其他。刘野曾说,他是“古典主义者”,这些“书籍”可作证他的艺术情怀:鲜明的写实色彩,笔触细腻,有饱满的光泽度。“刘野的‘故事’,都是基于人性的故事。”蒂特曼说。


旅德五年 初成画风

1964年,刘野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高中语文老师,父亲是儿童文学作家。在相对民主教育环境下,刘野幼时便拿起画笔。1986年,他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三年后,还没毕业的他,便决定赴德留学。

“去德国的时候,柏林墙还在。我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飞机落到(原)东德,(原)东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是免签证的。(当时)一句德语也不会,那时候年轻也不怕。去德国,我是拿了一个三个月的签证,是(原)西柏林美院允许我去考试。到了那里。参加入学考试,素描色彩之类的,然后就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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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室内》,1992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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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第一个故事》,1994年作

在德五年,刘野做了各种尝试。他有意地在画中描绘了一个场景,这种明确的剧场感、或由明确情节推动的叙事性,使其创作往前推进一步。早期,他曾受雷内·马格里特等人的超现实主义影响,镜子、颠倒的人、难以捉摸的非人符号频频出现在画作中。

约是1992年,刘野开始将蒙德里安元素纳入作品中。这种蒙德里安情结始于他的学习经历——15岁时,他学习工业设计,其设计理论与蒙德里安关系密切。“平面构成的图案,竟然可以产生对话性;并且,这种对话更超越日常,具备精神沟通的一切可能。”刘野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事实上,在出国前的一次伊夫·圣·罗兰回顾展上,令他对这位艺术大师更为敬重。“他宗教式风格的作品,与模特身上的女装完美结合,这让我感到,对于经典的理解应该是自由的。”刘野曾说。

种种尝试后,他找到了真正喜欢的方向——文艺复兴早期,那些比较平衡的、安静的作品。他受乔治·莫兰迪与巴尔丢斯影响颇深。“我跟自己说,画一张自己真想好好画的,别的都不管了。(于是)画了第一张,就马上卖出去了;又画了一张,就参加了一个展览。”刘野说。在国内还没画廊的九十年代初,他在海外卖出从业以来的第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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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诗人》,1999年作,油彩画布,169.5×199.8cm

不代表政治波普的“红色”

1994年回国后,刘野的创作风格和题材都做了相应转换。那几年,合唱团、舰队和水手男孩走进了他的画里。当时,那些画中人都脸盘浑圆,四肢短小,与大面积的背景色(红色尤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接近儿童画式的描绘下,国内当代艺术盛行一时的表情符号——如大笑(《幸福的价家庭》,1998年作)、晦涩伪笑(《齐白石肖像》1997年作),与戏剧性表情(《无题》和《诗人》,1997年和1999年作)显得更具张力。

此外,画中频频出现红色,它们或以红日衬托山峦,或化为剧场帷幕来烘托舞台中的人,成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创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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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 《红三号》, 2003年作,(局部)

诗人朱朱曾在《刘野——图录全集》中指出艺术家的 “还乡”情节:“还乡,不仅意味着从地理上返回到熟悉的环境,而且也是从心理上返回自己的童年。在这里,他仿佛又可以重新卸下成年人的外衣和面具,还原为一个纵情于梦想的孩童——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有意识地运用童话的文体性去建构自身的绘画情境,去绘制一部中国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

对此,刘野曾在采访中回应画中的红色象征。“我成长于一个被红色所覆盖的世界。红太阳、红旗、红领巾;而青松翠柏、向日葵也经常是红色象征的衬托。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所象征的意义,而是想当然地、被动地接受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去感受,就像现在的小孩觉得麦当劳、米老鼠是想当然存在的一样。我们对红太阳的感受,和父母一代肯定不一样,对我来讲,它是一种想当然的颜色,是我儿童时期的视觉经验,更多的是怀旧,因为画红太阳更多的是使我想起在幼儿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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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序幕》,2018年作,艺术家提供,私人收藏(摄影:曹勇)

红太阳、红旗、红领巾,这些或有时代意义的符号,令部分评论家引发时代暗示性的思考。而刘野对其否认,认为其“并非政治波普”。他曾感慨:“90年代,即使我画面叙述性很强的时候,我也警惕政治解读。我画里有一些儿童形象,当时我犹豫,在上面画不画红领巾。后来,好多人都说,你画的红领巾的小孩挺可爱。红领巾?我说我没画过红领巾,其实我都有意识没画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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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米菲结婚了》,2014年作,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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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早晨的蒙德里安》,2000年作,私人收藏(摄影:曹勇)

       名人与名画

2000年后,刘野开始以各种他喜爱的文化形象为主题进行创作。罗密欧、张爱玲、阮玲玉、匹诺曹、米菲等符号反复出现在作品中。

这一阶段,其作品的视觉语言主要出现几大变化。首先,他摘去了引发联想的红色符号,转向尝试更柔和的、低饱和度的颜色。其次,画中人的表情更自然、更接近现实,如噙泪的阮玲玉、瞭望的张曼玉、环抱双臂闭目凝思的少女等。再次,那些原本显而易见的剧场感逐步消失了,画中主体往往占据视觉中心点,刘野仅以纯色来填充背景。值得一提的是,卡通绘画的表现形式,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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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神女》,2018,私人收藏(摄影:曹勇)

北京现在画廊创办人黄燎原评价刘野的作品时说:“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些大人般的小孩,或是儿童样的成人。他们既天真烂漫,又老成持重,就像一群从地狱归来暂停现世欲登天国的神话中人。不三不四、不老不少、亦正亦斜、亦疏亦狂的这帮人,是刘野对乌托邦桃花源理想国的心理描述。”

在所有形象中,米菲和蒙德里安是刘野最为人熟知的创作。最初,他往往将一位蘑菇头女孩站在蒙德里安的作品前;之后,看画的伙伴加上了一只米菲。此后,刘野尝试了让画中人翻阅画册、与蒙德里安并置等方式,试图一而再次,叙说对两者的追求。

“任何画作,都是自画像。”刘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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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现场 刘野的“书籍”系列

绘画,做减法

这几年,刘野一直在画书。摊开的、闭合的、叠加的,它们似乎成为画中唯一的主角。

刘野与书的渊源,要从幼时说起。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就很多书——即便在非常年代,父母还是藏着不少书。“但是,我还可以(从中)找到,(当时)还是受了很大影响。”他以《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为例,“我父亲把他的诗叫‘楼梯诗’。我记得,里面还有一首挖苦塞尚的诗,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塞尚是谁。”

2015年初,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2015年作为理由”中,刘野首次带来“书”系列。这些书以一种更写实的方式出现在画面中。不过,据刘野表示,他想画的并非书本身,他感兴趣的是画面结构中微妙的关系,如画面本与长方形书本的关系、书与书之间的关系等。而画面结构,就像建筑材料的钢筋水泥,只要结构在,它就可被赋予不同的视觉效果。比如,在相同结构下,黑色与白色的书,所表达的情绪有所不同。

如今,刘野正做减法——减去时代符号、人物表情、和所有能明确传达情绪的场景。他正试图,回归绘画的初始。


对话刘野

雅昌艺术网:展览为何叫寓言叙事?

刘野:这个展览,就像是我的作品和这个房子一起,讲一个故事。它让你有一种情感,当然这个情感和故事不是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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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现场 图片由Prada荣宅提供

雅昌艺术网:策展时,和蒂特曼作了哪些交流?

刘野:这次我全部交给了蒂特曼,当然他会征求我的同意,但基本上,他说什么,我就同意什么。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他的特点完全保留下来。好不容易请他给我策一次展,要全是我的想法,有什么意义?

选择作品时,蒂特曼都会考虑到颜色、位置、与每个房间的特征。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我在蒙特利安的展是我自己策划的,但最后变成一个特常规的展览,其实没有把情感那方面充分的表现出来。

这次,蒂特曼大部分选择的是小尺幅的画。如果是大的画,就要搭很多展墙,全都糊上,这就没意义了。

策划动线时,他考虑了很多细节。比如,荣宅的白天和晚上,给人是两种感觉;再如,最后一间房,放着阮玲玉抽烟的那一张,其实,你走进那间房,转过身背面有个镜子,能投射这张画;还有,在《十一个樱桃》那儿,两边都有门,我问:“这儿是不是得把门关上啊,显得干净一点。”他说:“不,这里是一个家。平常家里不会这样的。”我再问:“这里怎么是斜光啊,会有阴影啊。”他回:“这是家,不是美术馆,会有很多‘意外’。”说实话,我最后看到,都觉得挺感动的。确实,我们这儿以往不这么策展。

雅昌艺术网:怎么促成您和策展人以及Prada的合作?

刘野:这次是他给我电话。昨天,我看了余德耀美术馆和龙美术馆,还有大型艺博会。我发现,这些所有大型个展,几乎没什么中国人艺术家。外滩美术馆在做弗朗西斯·埃利斯,我很喜欢他的;龙美术馆在做布尔乔亚,上海K11在做卡塔琳娜·格罗斯。当然这可能是偶然。

所以,我挺感谢Prada,他们这次一定要邀请一个中国艺术家,而不是一个意大利艺术家。这不是说我的作品多好,只是觉得他们想得更深入,在思考一个中国艺术家怎么去展览,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雅昌艺术网:从某种角度上海的当代艺术正越来越“西化”,您怎么看待作品中的“东方气质”?

刘野:我不是特别强调自己是个东方的艺术家,或要做东方的题材。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看匹诺曹,我们翻译成的《木偶奇遇记》。那故事太吸引我,我就忘记这小说是意大利人写得,说的是意大利小孩的故事,他就像我们的身边人。所以,是不是西方文化,我觉得不重要。

雅昌艺术网:不过,有些作品也存在东西会话,比如《齐白石知道蒙德里安》。

刘野:其实,那件作品反射了我们今天的信息获得特别轻松和愉快。那张画对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在想象,如果当时齐白石很了解蒙德里安,齐白石的画会怎么发展?如果蒙德里安也了解了齐白石,他的画会发生什么变化?今天我们有这个条件,能做到这一点了,但当时不行。所以,我想说的还是今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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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个展“寓言叙事”现场 图片由Prada荣宅提供

雅昌艺术网:那么,今天的环境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野:现在,网上的信息成一个平面了。你可以随时地去提取。不像过去,你只能提取中国的。现在,我通过网络就可以搜到凯瑟琳·德纳芙,没有文化的差别,这是互联网给我们的福利。

雅昌艺术网:创作时,音乐给您带来哪些灵感和体验?

刘野:我什么都听,电子音乐、古典音乐、实验音乐都听,部分类型。我听完巴赫还听郭德纲,听完郭德纲就听约翰·凯奇。其实,所有音乐都还是挺抽象的,当我听的时候,我还是集中在那个画面上。不过,我画画时基本不怎么听贝多芬的音乐,它太强烈了,你不认真听也没意义。

雅昌艺术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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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菲[已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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