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早在**战争前已经有人开始收集中国民间年画了。1800年有个英国人将收集的中国年画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国风俗画集》(《Custom of China》)。1896-7年俄国青年植物学家弗·列·科马罗夫两次到中国东北考察植物期间，收集神像、戏剧故事、风光、时政等题材年画三百多张。1907年法国人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与俄罗斯人瓦·米·阿列克谢耶夫(B·M·Alekseev)同行，在中国作了五个多月专门的年画考察，到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五个省收集了大量年画，沙畹回国时带回法国二百多张中国各地年画，而阿列克谢耶夫弃而不舍，1912年再度来中国进行民族学考察到了上海、宁波、福建、厦门、汕头、广州、普陀山，趁此机会丰富了他的年画收藏。阿列克谢耶夫后来将自己收藏的年画编了号，但编到2000号以后就放弃了，实际上它的收藏最少有4000件。1934年徐悲鸿到圣彼得堡出访见到他的年画收藏时说：在中国没有，今后也未必能收集到如此众多的年画。1912年莫斯科绘画雕塑与建筑学院大学生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到哈尔滨探望生病的父亲，闲逛时偶尔发现了出售民间年画的铺子，在哈尔滨停留的不长时间里，收集到145幅门神、戏曲故事等题材内容的中国年画[1]。上海开埠后，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学传教士为研究中国民间风俗和信仰思想，曾通报各地教会收集中国年画及神像等民间艺术，之后法国人亨利·道尔(Henri·Dore)编印出版了一本《中国迷信之研究》。来华收集中国年画的还有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wilhelm)、波兰的夏白龙(Witold·Jablonski)、法国的杜伯秋(J·P·Dubose)、日本的泽村幸夫、冈田伊三郎以及西村春吉、中山善次、通口弘等人。日本人大量收集中国民间年画的时间大约是在侵华前后期间，其数量居于俄罗斯之下，1996年我去日本参加展览会时，曾专门为了解这一情况拜访了正在收集日本收藏中国年画资料的田所政江女士，在她那里统计到：①广岛王舍城美术宝物馆前些年从私人手中购得以苏州年画为主的作品百余幅，这些作品大多曾在日本美术研究所于1932年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上发表过，据说是当年那位收藏家黑田氏的后代看这些破烂儿没有用，很便宜卖给博物馆的。②天理图书馆藏百余幅。③秋田欣卡博物馆、町田国际版画美术馆、神户市立博物馆都有所藏，数量不详。④一个叫关川享的日本老人个人藏中国各地木版年画二百余幅。⑤田所政江女士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古旧书店、跳蚤市场、古玩店等处零星购得中国各地古老年画五十余幅。可以断定，实际上应有的数量决不仅这些，中国民间传统年画的早期作品在全世界各国收藏也不只这些，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在国内所见不到的。

　　当然，年画作品的生产具有重复性，假如我们有更早的觉悟和能力，外国人的收集工作并不能够造成我们的来源短缺。实际上我们收集的起步还是晚了些，这当然与旧中国的统治者昏聩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有关，也和文化主流中大多数人对民俗艺术的轻视有关，这种轻视持续了近百年，因而近百年甚至更早一些的珍贵实物和资料散失甚多，年画尤其如此。

　　在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的《中国年画及其收藏者》一文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幅画画着一个骑鹿的寿星，当时(1898年，笔者注)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就读的大学生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看到了这幅画，这位好学的一年级大学生很想弄明白它的意思和读懂画上的题词……请教当时在该校任教的一位中国老师，他只是笑笑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凡夫俗子所为，我不愿意在大学里见到这种东西。”[2]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一件与1984年到四川成都及绵竹考察民间年画有关的事，当我回到北京，将临摹的四川夹江、梁平、绵竹年画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套作品挂在美院画室里，大部分人看了不以为然，有直率的同学便忍耐不住对我进行言辞激烈的奉劝：“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居然整天鼓捣这种东西，会有前途吗?”其实，当时的“年画连环画系”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成立和存在都是极其艰难的，校内外许多文化艺术的著名专家并不支持它的存在，后来改成了民间美术系仍有种种非议。最终，民间美术以及年画的专业在美术学院风雨飘摇了不到十年，终于烟消云散。

　　新文化的倡导和决策必定是在文化主流发生的事，而产生搜寻保护传统文化责任和使命感的也必定应该是主流中的文化精英，他们一方面希望社会大踏步地前进，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将祖先留下来的“遗产”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丢失殆尽。为此，他们中民间传统文化的热心者竭尽全力，但是，搜寻保护的呼吁在匆忙奔前程的进行曲震颤轰鸣中往往被淹没。展开了的工作并不一帆风顺。

　　通过钟敬文先生在1933年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出传统民间文化搜集保护漫长历程中有责任感的文弱书生们普遍的心情。

　　“民间艺术”的被发现，在人类的文化史上看来，这是很新近的事。这种发现，在我们文化落后了的中国，不免又更表现得迟缓些。我们堂皇的歌谣研究会成立的历史，到现在还不过十余年。而且她老早就关门大吉了。至于民间绘画之类，简直很少人注意到，更莫问那专门从事于她的搜集或研究的机关了。从整个的社会情况看，这原是颇为当然的事。就使有少数较明白的学者，留心到这种可宝贵的东西，但他们又那里去找得那多余的闲暇和经费呢?——自然，有钱和有闲的人是多着的。但他们不是这种清苦的学术工作的担任者。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的力量能够做到那一点，我们就得把“那一点”完成。一个人这样，几个人这样，许多人也这样，那么，谁能说，将来的成绩，一定是等于零的?

　　产量是那么丰盈，价值又是那么贵重，学艺界忠实的同志们，你们对着这眼前学术的黄金的矿山——民间艺术，可忍得住不尽力之所能地举起那发掘的铁锄来?[3]

　　[1] 以上资料见人民美术出版社、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1990年联合出版《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第12-18页。

　　[2] 见人民美术出版社、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1990年联合出版《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第10页。

　　[3] 见一九三三年嘤嘤书屋印行《艺风》第一卷第九期“民间专号”第9页，钟敬文《关于民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