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是中国画的传统，中国古代画家“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就有写生的概念，着大多是对景心中默记，取其大概；现代画家写生则把景致的具体细节记录在速写本上，回到画案加工创作。而我是带上宣纸、国画材料直接对景写生。写生就是像写诗，面对大自然触景生情，自然的新鲜更能激发人的情感，生机勃勃，静谧旷野，一切景语皆为情语。

　　一个当代的画家，应该将作品的艺术语言、生活的状态及追求的态度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从某意义上来说，这个整体是一种“行为艺术”。有丰富的经历才会产生有价值的艺术，艺术永远和艰辛联系在一起，我选择了对景创作，为的是在孤独和艰苦中找到自我，进而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图式及表达方式。

　　为了写生，我走过不少地方。2000年，独自从云南丽江徒步到西藏拉萨；2007年开始，每年不间断写生三个月以上，行走三万八千多公里，足迹遍布新疆、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与福建。

　　我喜欢独行，在路上可随心而观、随心而悟、随心而画、随心而行。一个人写生和多人一起写生是不一样的，孤身观景，一切都是自己的感觉，在静谧的山野中很容易进入写生的境界，本我慢慢浮现，让这千姿百态的山和万种风情的水也渐渐苏醒，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景致。我牢牢记住这美妙的场景，把这奇异的感觉在作画过程中自始至终地保持着，不因时间、光线、气温、环境和情绪的变化而轻易改变或放弃，直至自己彻底表现痛快甚至疲惫为止。

　　对于我来说，写生是对自然的再创造，没有任何理由与自然雷同，而是需要重新创造别具一格的新技法、新形式和新意境。我发现一处好的风景，总是先游览一遍，再构思一番：一会爬上山腰俯视，一会下到谷底仰望，一会走到水前，一会跑到山后，把适合的景致归纳起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表达场景的特点和意境。尽管我也会用相机纪录很多风景，但是回到画室却怎么也无法从照片中找到画画的感觉。照片所拍摄的场景非常局限，且镜头的机械透视十分僵化；而写生的景致则非常广阔，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空间：视角是移动的，带着景语和情语来取景和舍景。这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之意，由我自己来决定画面所产生的特有的视觉效果和意境，是颇有生命力的“情感透视”。以此，我从可见的境地走向那不可见却同样真实的境界，通过线条、色彩和形式的分布，又将不可见的境界显现为可见的境界。在这种极为艰辛的转化中，我不能不画特殊景观、特殊形式、特殊意境和特殊内涵，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画作不雷同传统、不雷同别人、不雷同自己。我的信念驱使我孤行写生，或徒步或骑着单车，浪迹在山涧峡谷、戈壁滩、大草原。独处幽境，清朗观望。

　　我没有任何专业的野外出行装备，带上写生工具，几件旧衣服、水壶、照相机、平板电脑，仅是这些就有约五十多斤的行李，再加上一辆几百元的自行车。我骑单车写生，是因为简单方便，路上所有的风景都可以看到，随时可以停下来写生。我趟过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江、怒江、独龙江、洋尼珂、雅鲁藏布江、沱沱河、泯江、长江、黄河、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闽江。翻山越岭，饥寒交至，山顶寒风刺骨、山下暴晒难忍，每日早中餐吃干粮，晚上投宿后才能吃上正餐。其中惊险，更是说之不尽。2013年的川藏写生，途中需要翻越海拔5500米的雀儿山，我推着单车爬了整整二天，翻过山梁，写生后，因天色不早，需立即下山找藏民家住宿。下山有二十几公里下坡，我实在太过疲惫，一边骑车一边打瞌睡，突然感觉不对，睁眼一看，白茫茫的一片，自行车几乎已到悬崖的边缘，把龙头往左一拐，横过粗石公路，就地倒在路旁的沟里，睡了半小时才继续往下走，如果慢醒一秒钟，可能“飞流直下三千尺”了。

　　在写生的路上，我途径莫高窟、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瞿昙寺、双林寺等艺术圣地。汉唐时代的壁画构图饱满，造型生动而概括，色彩浪漫，线条沉稳且有体感。我在洞中细细观摩，感概这些古老的东方艺术竟可将写实和神幻、沉稳和流动、庄严和秀美等互相矛盾的意味，传达得如此恰当。无论何种形态，具有怎样的语言和形式的艺术，其内在的精神性才是恒久的根本。匍匐传统美学前，我在写生中也揉入其精神和面貌，融合东方艺术的色彩，崇尚色彩的创造力，让写生走向到广袤的色彩世界。

　　我常想，一棵树立在那里，已经生叶、开花、结果，是造化所定。这树应该如此，或可说已有所成，但是，这成果必属于它，否则，就不能成其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