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约束性的道德原则并非完全无效，但在争议艺术品归还问题上，缺乏法律的支持仍然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阻碍。

1月8日，在德国文化部的主导下，一幅存在争议的艺术品被归还给法国犹太人Georges Mandel的后裔。通过这一事件，德国政府给出了如何处置二战期间纳粹掠夺艺术品的解决方案。

​近段时间，欧洲各大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就争议艺术品的处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历史原因，许多艺术品曾经是作为战利品或殖民者考古发现而被掠夺至其他国家。但时日渐久，这些艺术品已经堂而皇之地作为掠夺方的艺术收藏，展出在博物馆中。在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越来越多国家、机构和个人要求归还被掠夺艺术品。

就争议艺术品的归还问题，德、法两国从艺术收藏界到政府层面开始重新考量，不少艺术品也得以归还原主。不过，无论从公众舆论还是法律层面来看，争议艺术品的“归乡之路”仍面临重重困难。

博物馆自省

对于博物馆来说，收藏和展出存在争议的艺术品带来道德和舆论上的压力，同时也令其随时面临可能被起诉的风险。鉴于此，博物馆在接纳新的争议艺术品时表现得更加谨慎，部分博物馆甚至开始探讨艺术品归还的可能性。

2012年，德国政府在慕尼黑发现了超过1500件被藏匿的艺术品，其中包括莫奈、高更、雷诺阿和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二战期间德国艺术经销商Hildebrand Gurlitt的收藏，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战后，Hildebrand Gurlitt之子Cornelius Gurlitt将这些作品藏匿起来，直到2012年才因德国政府的发现重见天日。

这批作品被曝光后，其归属权一直悬而未决。2014年，Cornelius去世时在遗嘱中宣布，将所有作品无偿捐赠给瑞士伯尔尼艺术博物馆。但博物馆方面回应称，博物馆只会在验明艺术品所有历史交割、确认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情况下，才会接收这一捐赠。随后，博物馆暂时接管了这些艺术品，并组织研究团队对捐赠作品一一进行溯源鉴别。

2018年，在查证过程中，该馆的研究人员意外发现，博物馆在1950-80年代的主要赞助人——来自巴西的艺术经销商Georges F。 Keller，也在二战期间与开展纳粹活动的巴黎艺术经销商有紧密联系。

目前，伯尔尼艺术博物馆已发表声明，称将会对Keller所捐赠艺术品一一进行溯源鉴别。Keller曾经的捐赠包含了马蒂斯、莫迪里阿尼等众多大师级艺术家的作品共116件，是伯尔尼艺术博物馆藏品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Keller曾经捐赠的大笔资金也对博物馆的建设和维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对博物馆而言，损失关键的艺术品很可能意味着观众流量的快速下滑，以及博物馆策展质量的大幅下跌。同时，博物馆对争议艺术品的“自省”缺乏外部监督，在落实到行动中时，往往仍会因为代价过高而最终作罢。

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特约评论文章中，担任美国国务卿特别助理、反犹主义历史时期专家顾问的Stuart E。 Eizenstat认为：“非约束性的道德原则并非完全无效，但在争议艺术品归还问题上，缺乏法律的支持仍然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阻碍。”

政府推动

在政治博弈因素和游说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各国政府在推动争议艺术品归还方面也逐渐有所进展。1998年，44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共识，承诺相互分享信息，共同追讨和归还在二战期间被纳粹掠夺的艺术作品。

2019年1月8日，经过详细的来源确认，德国文化部宣布将一幅原本由Cornelius收藏的艺术品归还原主。这幅画原本属于法国犹太政治家Georges Mandel。战后，Mandel家族后人曾寻访过该画的下落，他们对画作细节的描述与Cornelius的藏品完全吻合。

另一方面，在处置掠夺自殖民地的争议艺术品上，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一改多年来法国政府的冷处理状态，高调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艺术品的归还进展。

2017年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时表示，法国的博物馆不应“囚禁”属于非洲的艺术品，将会努力推动这些艺术品的“回归”。同时，马克龙邀请艺术史学家Benedicte Savoy和塞内加尔经济学家Felwine Sarr共同完成了一份报告，探索艺术品“回归”的具体方案。

2018年11月，这一报告正式发布。尤其引发关注的是，报告驳斥了部分法国博物馆提出的“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归还艺术品，但仍保留所有权”的方案。另外，报告还提出了一个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分批次归还艺术品，投资并帮助归还地更好地收藏和展示这些艺术品的规划。

这份报告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该博物馆由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于2006年倡议创立。博物馆收藏了超过45万件来自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人类文化遗迹和艺术品。据纽约时报估计，在法国共计9万余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艺术品中，有超过7万件收藏于凯·布朗利博物馆。

耶鲁大学法国艺术史教授Cécile Fromont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法国认为这些艺术品是法国历史想象的一部分，是公民教育的核心要素，那么就必须同时非常虚伪地承认，这些艺术品对贝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一）来说并没有相同的重要性。”

法律争议是难点

即使政府有心归还争议艺术品，想要达成这一目标也并非易事。归还过程中往往还将面临本国法律的挑战。例如在法国，法律规定国家拥有的公共收藏是“不可分割”的，政府无权对其中任何部分进行出售或赠予，反对归还艺术品的一方常引用这一点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2018年11月，马克龙在发布的媒体新闻稿中宣布，法国将立刻向贝宁归还26件争议艺术品。但由于政府无法找到对应的法律以解释和论证这一归还流程，马克龙不得不临时向议会提出新的立法。

法国不是唯一在艺术品归还问题上面临法律争议的国家。2019年1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犹太艺术收藏家Lipot Herzog后裔对匈牙利政府的起诉。在二战期间，这位犹太艺术收藏家有超过40件作品被匈牙利政府没收，目前属于匈牙利政府的艺术收藏。

另外，就艺术品自身而言，由于历史久远，争议双方都很难自证是该作品的完美合法拥有者。针对不同的艺术品和历史环境，在“正当获得”和“掠夺”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灰色地带。负责审核Georges F。 Keller捐赠艺术品溯源鉴别的专家Amelie Ebbinghaus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我们有文件表明，Keller确实在二战期间与纳粹支持者有过艺术品交易。但这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Keller获得这些艺术品时是否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同时Ebbinghaus也表示：“经过这些事件，我们达成的共识是：博物馆有责任对捐赠艺术品进行溯源鉴别。并且，博物馆和拍卖行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正在变得越来越谨慎。相比之前我们不太关注捐赠艺术品的溯源而言，这是显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