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刘永刚发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尊严，以汉蒙等不同文字的另类表达方式，展现了一个多民族大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文明和未来理想。以“爱拥”为题的一百零二件石材雕塑组成的宏大装置，那种像军阵式的黑白关系，涌入我脑海中的第一印象，竟然是秦汉时的大型兵马俑场面，他的这些站立的文字就获得了一种森然默立的无声的尊严。

　　刘永刚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传统的字碑组合，使之成为字碑一体，字即是碑，碑即是字，而当我们进入刘永刚的文字艺术装置空间中，又全然忘却了哪里是字，哪里是碑，字与碑在人的基础上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人类生命与精神的象征。

　　刘永刚的抽象性绘画无疑是十分优秀的当代绘画，既具有德库宁式的激情，也有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自由，同时还在色彩与构成方面表现了深厚的形式修养。较之那些厚重颜料的表现性绘画，我更喜欢那些以综合材料创作的类似于文字结构和雕塑草图的构成性绘画。在这些作品中，色彩的因素退居于后，起而代之的是画家对空间与结构的研究，其中既有宏大的纪念性意志，也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在空间中伸展衍生的激情，这种激情与大地和生长有关，是植物性的，生命性的，如德国艺术史家法兰克博士所评论的那样，充满了生命的冲动。

　　刘永刚对文字的研究，在文化角度上，更多的是着眼于历史性、人文性的；在视觉艺术的意义上，更多是着眼于空间性与构成性的，正如评论家贾方舟所言，他的作品不具有文字的可读性，而具有造型艺术的可视性，这表明了刘永刚的艺术与中国人文传统和古典艺术的内在联系。

　　刘永刚作为一个富于思考的艺术家，却具有一种东方式的宏观视野，这种东方式的思维与日耳曼式的黑格尔传统有相同之处，即是一种注重统一整体价值胜过建功立业价值的沉思系统，整体性与思辨性是其特点所在。刘永刚所关注的不是某一时期、某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思考。在刘永刚的作品中，我感受到对现存人类文明与历史的批判性审视，以及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