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糟得多。”在专著《不宜居星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的开头，作者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如是写道。他表示，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即便现在痛改前非做出非凡的努力，等待我们的将来也比预想中要糟得多。所幸，不是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我们始终还有选择（尽管华莱士-威尔斯认为这是“介于残酷和末日之间的”选择）。在这个不光彩的人类世，我们早已剥夺了自然按自身规律发展的选项；我们破坏它，我们拥有它，它的命运在我们的手上。人类可以转变为一种疗愈剂吗？而在我们这个领域同样亟待解答的问题是，艺术在这个时代，是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日，纽约的埃弗森艺术博物馆（Everson Museum of Art）的双个展“苏珊娜·安科：1.5摄氏度”（Suzanne Anker: 1.5° Celsius）和“弗兰克·吉勒特：开掘和宴会”（Frank Gillette: Excavations and Banquets）对上面两个问题做出了回应。这是这对夫妇的第一次合作，他们对自然的热情甚至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词进入大众视野之前就开始了。安科是生物艺术运动（Bio Art movement）的领军人物，而吉勒特则是视频装置艺术的早期实践者之一。对他们来说，人类文化对自然的干预一直是永恒的主题。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两位艺术家都没有屈服于道德说教。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复杂性和强烈的内在美，证明了艺术的力量不仅在于改变，更在于改造。

分为三个部分的展览占据了整个博物馆的二楼。其中，安科与吉勒特的作品分别占据两个展厅，二人合作的作品则出现在如同桥梁般的廊道中。整个展览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监视器、投影仪和摄像机架；光滑的玻璃柜台和橱窗；连续的网格装置……它们无不散发着理性精神和对秩序的追求。由于许多工作涉及捕捉技术，展览中有众多的镜头出现。即便没有设备的在场，机械镜头也像幽灵一样盘旋，如同我们将自然物化的一个隐喻。

展览的整体景观性在最开始的两件展品中最能体现。作于1972年，吉勒特的《跟踪/追踪》（Track/Trace）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多屏显示器装置。屏幕上播放的，是实时的画廊不同区域的内景循环。作品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安感：刚开始，是因为在影像中看到自己而不安；后来，则是看到自己、又看到自己、不断看到自己的眩晕感觉。较为间接的自我邂逅出现在装置《奔流城》（Riverrun，2016 - 2017）中。这是一个三频录像，背景中是无人机的低声轰鸣。影片采用的是非叙事的手段，在其中的一幕，镜头前的自然图景突然被一面神秘镜子打断，这仿佛是对人类行为的象征性影射。

这件作品之后，吉勒特的作品朝着更加黑暗的领域进发。第二个房间像是一个小型回顾展，展示了几十年来的部分作品，包括油画、宝丽来摄影、数码版画和拼贴等门类，悲伤、阴郁、愤怒等情感在此交织。在某些系列中，比如充满破坏色彩和骚乱感的《后启示录》（Post Apocalypse，2017 - 2018），自然世界与人造社会发生了激烈地碰撞。另一些作品则更多模仿了身处于自然界的节奏，更容易召唤观者的冥想和沉思。两个玻璃橱窗内展示的物品，如大象的脊椎、海绵体和天鹅的胸骨，则显示出了艺术家具体的创作思路。身处吉勒特的作品之中，我们仿佛置身于生猛而新鲜的大自然。而对它写下赞美的篇章，则是出自一种艺术的呼唤。

吉勒特的作品充满了死亡和毁灭的气息，安科的则充满希望。在其中一个展厅，沐浴在玫红色的温暖光芒中的是各式花朵——它们都是通过科技手段种植的。展厅中心的作品名为《宇宙栽培（永恒的回归）》[Astroculture (Eternal Return)，2015]，由堆叠的铝箱和生长在人造光源下的生物组成。受美国宇航局在太空中种植转基因植物的启发，这件作品证明了 “增强自然”的潜力；红蓝交织形成的玫红色灯光可以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但即使不知道背后的科学原理，作品的视觉表现也具备了足够的魅力：繁茂、幽魅、怪诞，仿佛昭示着某种未来。画廊的墙上投射着安科在实验室中拍摄的人工珊瑚，如同海水中的真实珊瑚景象一样，画面中的珊瑚也在缓慢地移动着。这种有节奏的缓慢摇摆仿佛是一种脉搏，启发我们思考关于未来生命的问题。

在安科的第二个展厅中，几个优雅的装置进一步展现了技术更新的前景。橱窗里、架子上，是经由各种技术改造或合成的自然标本。最引人注目的，是安科用培养皿创作的一系列微型景观。器皿中的材料是多样的，包括：昆虫尸体、花瓣、布片、纽扣以及珠子等。《培养皿中的戒世静物画》（Vanitas in a Petri dish，2014 –2018）既提醒了我们历史上不朽的生命主题，又昭示着一个可以被重塑和改造的未来。但是，即便安科强调了技术的作用，我们在其作品中感受得更多的则是对生命本体的热爱。对自然的疏远让我们成为一种自我破坏的力量，恢复对生命的热爱则关系到人类的自我生存。

安科的乐观和吉勒特的悲观在展览的最后一个系列作品中相遇。构成《地层》（Strata，2019）的八件作品采用类似蓝图的手法，将著名古迹的建筑图与细胞、生物体和地质特征的复杂渲染用密集的层状结构组合起来。它唤起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对人类今天所处尴尬境地的概括：在追求掌控权力的同时，人类在地球的每寸土地上都留下了印记。可是，看到帕台农神庙、各式大教堂和其他历史遗迹的时候，我们也不禁感叹人类在某些方面的天才。正如那句话说的一样：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使用这种天才。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对于改变现状来说，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情感驱动力。本次展览证明，提高公众的相关意识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艺术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能够把人们带到理性思维无法触及的心灵层面，那么，它可能是我们实现转变的最有力手段之一。

（图片来源于中国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