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渚遗址的发掘过程，刘斌是30年来的见证者。

从1986年开始参与反山墓地的发掘，到1987年参与瑶山遗址的发掘。直到2007年，他发现了真正的良渚古城。

“从发现古城到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良渚申遗成功，对我来说确实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30多年前，刚刚从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刘斌到了杭州，开始参与浙江的考古工作。如今，他已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从4个故宫大的良渚内城，到6.3平方公里的成片城址、粮食仓储仓库、14平方公里的大型水利系统，多方面见证着5000年前的这片遗址进入了文明——古方国时代。

刘斌说，12年来，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并没有阻碍5000年的文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19年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5项世界遗产。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武英殿展览现场

良渚为何受到如此广泛关注？

刘斌介绍，良渚的重要性，首先是从考古的角度，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界定。

“人类历史文明距今5000年历史，最早的有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都在5000年左右开始进入国家社会。从我国史书记载来看，我们有4000年历史，但从考古角度能够看到的，殷墟的历史是3600年左右，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东方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历史印象。”刘斌由此阐释，良渚遗址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也因为它确确实实证明了5300-4500年前，在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的国家社会组织，而且这样的国家组织不亚于古埃及文明。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展览开篇以5000年的良渚王国、3600年的商周、2200年的秦汉、1400年的秦汉等时间线索，说明良渚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重要性

良渚在今天得以被世界认识，不得不提及的，是已经故去的考古界泰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对于考古界来说，古文明的寻找是考古最为重要的，从苏秉琦到张忠培，考古学家们都在不断寻找着中华文明的起源。

而良渚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使得张忠培不断在学术界强调良渚的重要性，他一直认为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都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而在城址被发现之前，这在学术界并没有得以证实。如今，良渚文明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同时，良渚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在5000年前存在的独立文化起源。良渚玉文化在陕北出土也证实，文化的传播能够推测出当时在长江、黄河流域，中国的文明起源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

张忠培先生生前与刘斌

如今，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考古中国”的课题，其中长三角的课题就是以良渚为代表的文明模式的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0多个人的团队有40多个团队在考古一线，参与良渚相关考古的团队则有十几人。

良渚古城，代表着古代文明的一个都城，而围绕着良渚古城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如今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很多高级的墓葬，它们与良渚古城组成的统治模式依然有诸多疑问等待揭开。

良渚遗址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古城？

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的中厅位置，展览现场用沙盘和卫星地图的方式呈现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全貌。

刘斌介绍，80年代挖掘反山墓的时候并不知道墓葬是在城里，1992年发现了宫殿区，2007年才发现城，也就是良渚最为核心的区域，被称作“内城”。

内城南北长1900米，东西长1700米长，相当于四个故宫的大小。2010年，又找到了良渚的外城，围绕着内城扩宽一周，共6.3公里，也就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范围。

内城的设计利用了两座山的拐角，城内则是以水陆结合。中心是宫殿，宫殿外住的是制玉、制漆器的工匠。

这片6.3平方公里的遗址，很像北京城的格局。其结构的设计跟后来的都城格局都是一脉相承的，在城外，有11条水坝组成了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

良渚古城粮食仓储区域和被烧掉的粮食

宫殿区域一侧还发现了粮仓，虽然粮仓是三面环水的防火设计，但是考古发现，早期粮仓依然有曾经失火的迹象，烧掉了很多粮食。经过精细的测算，粮仓应该可以储存20万公斤粮食。

总体看来，良渚遗址的整个城市规划是非常先进。

早于大禹治水千年：申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都说“大禹治水之后定九州”，意味着水利工程对于国家文明产生的重要性，而良渚遗址的水利系统，也是其能成功申遗的重要标准。

刘斌介绍：“良渚的治水比大禹要早1000年，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古代水利系统，它有11条水坝组成，水库面积有14平方公里。”

城里的水源来源于山上引下来的河道，上游距古城大概14公里的位置，规划了一座水库，水库可以蓄水，也有大坝。河道引进城内，既可以使用水，又形成水陆交通，能把上游山区的木材运到城内修宫殿。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在考古角度来看，治水体系其实跟国家的产生、文明的产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成为国家和文明产生的有力证据。

良渚古城治水体系的工程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庄级的量级。“据估算，整个古城水利系统的土石方量加起来有七千多万方，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组织实施这样一个超大工程，其背后的社会组织一定是一个国家级的。”

这样的超大工程，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 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

当然，这样的工程还要有指挥的人，有一种社会组织和凝聚力，这也是社会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重要条件。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 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 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良渚玉器与古代中国

成功申遗后的第10天，2019年7月16日，“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汇集了全国9个省市17家文博单位的260件（组）馆藏珍品，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首次亮相。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10月20日，不单独售票。

其实此次展览早已筹备多年，是张忠培先生生前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探讨的展览，此次恰好在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之际正式推出，也是机缘巧合。

展览通过四个部分，完整、系统地反映良渚文明的早期国家特征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科学、全面地诠释良渚文明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贡献和独特作用。同时，武英殿东、西配殿展出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申遗历程，让观众走近五千年前的中国早期文明，并了解今人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努力。

作为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向艺术头条介绍，此次展览可谓是“前无古人”的一次展览，这是良渚申遗成功之后，集结了17家文物机构收藏的良渚玉器，首次大规模展出。同时也是良渚文化里最重要的两件玉器“琮王”和“钺王”同时展出。

其中展览中最重要的两件玉器“琮王”“钺王”共同出土于反山12号墓。“琮王”是至今发现的最大的一件玉琮，重6.5公斤，通高8.9厘米，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所以被誉为“琮王”。

琮体四面由中间的直槽一分为二，又由横槽分为两节，每节上下两部分，每部分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共八个图像，用浅浮雕和细线刻两种技法雕琢而成。在凸面上，以转角为中轴线每两节琢刻一组简化的象征性的神人兽面纹图案，左右对称。这一种人与兽的组合图是良渚文化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

展览将这件玉琮表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展开放大呈现于展览现场，呈现了良渚早年完整的神像的图形，自上而下为神人、兽面、獠牙、鸟爪等图案。刘斌介绍，此前对于玉琮纹饰的研究更多的是认为饕餮，这件玉琮出土之后，研究对于良渚的信仰有了真正的认识，是一种国家形态的神权和王权的垄断。

同样出土于反山十二号墓的玉钺，是目前唯一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和鸟纹的玉钺，堪称“钺王”，通长17.9、上端宽14.4厘米、刃部宽16.8厘米、最厚0.9厘米。这种豪华型玉钺是王的权杖，象征着权力与威严，柄嵌玉髹漆，上下端装配玉瑁和玉镦。玉瑁造型取自于神徽的冠帽，体现了王权神授。

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将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墓“反山十二号墓”与“瑶山十一号墓”出土玉器以整个单元的方式展出。这两座墓分别代表良渚最高统治者国王的男性墓葬与代表王后的女性墓葬，其出土文物价值皆属良渚遗址最高规格。

其中，反山12号墓是已经发掘的24座墓中等级最高的王族墓地，“琮王”和“钺王”都出土于此，表现了良渚社会神权、王权集中于一人的统治形态。这也是早期的国家形态，展览称之为“神王之王”，也就是王就是神的阶段。

整个墓葬规模中，女性贵族墓为8座。位于瑶山墓地北排中部的11号墓随葬玉器以璜、成组的圆牌、镯、各类饰品和纺织器具为主，无论从数量、种类还是品级上都属于良渚文化女性墓之最，也超过了多数男性贵族的族墓。

在两个墓葬单元之外，展览对于良渚出土的玉器进行了总体分类介绍。从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中，能够反映出来社会等级主要分四个以上：王和王族、贵族、工匠和武士、平民。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种社会等级的复杂程度代表了一种国家形态。

毫无疑问，良渚玉器令人最深刻的即为玉琮，展览除了展出“琮王”之外，还展出了跨越良渚文明千年的玉琮，玉琮首创就是良渚文化，琮属当时社会的高等级贵族所有，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礼器。琮大多内圆外方，中部贯穿，四角刻画神人兽面像，蕴含着良渚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信仰。

展览中展出多件玉琮，从玉琮的形制可以追溯良渚时期玉琮从早期的圆形逐渐演变成后来出土中常见的方形，并不断立体化、加高，加工切割更加精细化，装饰纹样也越来越简单。

玉琮之外，玉璧是另一种礼器，体现了贵族对财富的占有。玉璧大多通体素面，少数玉璧刻画有鸟立高台的符号。

刘斌介绍，良渚文明早期玉璧并不是十分重要。良渚晚期，受到天圆地方的思想影响，良渚晚期的玉璧大多用来祭神，并且晚期的玉璧上会刻画一些纹饰，例如鸟的符号，甚至跟埃及某些器物上的刻划非常相似。再到后来，玉璧成为国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权力象征。

玉表面满布赭黄沁色，并有深色斑，色彩斑驳。圆周修治不甚规整。一面左侧镌刻隶书御题诗《詠漢玉素璧》：“古色千年穆且沈，肉徑五寸好分三。琢如不限蒲兮穀，執者誰知子與男。何代火炎崑嶠逮（此璧似經火），猶餘霞起赤城含。朱公疑獄分厚薄，常理居然是美談。”

另一侧刻篆字“乾隆御玩”椭圆章，玉璧原为清宫旧藏，清末流散出宫，后被章乃器先生收藏，1954年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钺是斧演变而来，象征权力与威严。在良渚文明中，钺首先是一个权杖，从打仗的过程中演变而来，同样也代表神权、王权，所以良渚出土的豪华型玉钺，是国王的权杖，上下多配玉瑁和玉镦，玉瑁是指权杖的上端，像是国王的帽子，形制像是神人兽面像的冠帽。可想而知，这样的设计理念就意味着在向社会宣告，我的权力是谁给的？代表着神圣，所以钺的造型就是甲骨文“钺”字的象形字，甲骨文的字就是根据钺的形象画的。

这件权杖出土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复原后长97厘米。权杖为片状结构，是利用整根象牙剖磨而成，以转折处为中轴线，用浅浮雕的形式表现10组神人兽面像，镦部刻两组鸟纹和兽面。下端为凸出的榫状结构，插入镦部。

象征着王权的国之礼器之后，良渚玉器出土的另一门类是贵族配饰。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的配饰也是有严格的等级，就像是军人戴肩章看级别。

贵族配饰主要包括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成组的半圆形器，冠状器等头饰和璜组配件以及各类串饰等，装饰纹样均以神人兽面像为主，佩戴者多成为神的扮演者。也包括女性贵族的项链、胸饰、镯、串系管珠等，还有象征身份的以璜、圆牌的组合，还有鸟、龟、鱼、蝉等动物造型的玉器。

神人兽面纹玉三叉形器  良渚文化时期 浙江余杭瑶山遗址M7出土  良渚博物院藏

玉三叉仅出土于男性贵族大墓，放置在墓主人头部的位置，一般每个墓葬仅一件，中间会钻孔，可能是用来穿其他物件。

成组的玉锥形器也是男性的头饰，分布仅限于良渚古城和周边区域，件数多以3、5、7、9、等单一数字为主，数量的多少与墓地主人的等级高低密切相关。

成组的半圆形器一般是由4件组成一组，多分布于墓主人的头部，半圆朝下放置，推测是缝制在帽子上的，一般出土这种玉器的墓主等级和身份都比较高。

良渚玉器出土比较多见的是冠状饰，冠状饰的设计就像是神像的帽子，通过一个梳子把它插在头上，在反山、瑶山的贵族墓地里，每一个墓葬都出土了冠装饰，也是代表神的象征，就像是把神的帽子戴在墓主人的头上，他就是神的代言人。除了贵族，普通墓地里大约在数量几百个墓地中会有两三个巫师也会戴冠状器。

瑶山11号墓出土玉璜，一般女性墓葬多随葬一件玉璜，但此墓出土数件，可见墓主人等级之高

玉璜多是女性首领最重要的配饰，多放置于女性贵族的重要位置，多是挂在脖子上，放置在胸前。纹饰也多是良渚人信仰的纹饰。

以上便是本文对于展览中展出的主要玉器进行解读。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见证。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时期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物是良渚古城遗产价值的重要承载要素。良渚文化玉器以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雕琢之精，达到了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巅峰。

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识身份的成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制度，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以大量玉礼器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集中体现了王者的高贵以及男女贵族的分工，良渚文化所创造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君权神授的统治理念，也被后世的中华文明吸收与发展。

此次展览的参展单位包括良渚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杭州市余杭博物馆、桐乡市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海丰县博物馆、封开县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17家文博单位。

该展览不单独收费，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后可免费参观。

（本文作者：刘倩；摄影：陈耀杰；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图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