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媒体出身的“大咖”，做过记者、编辑、主编、社长，策划拍摄了系列人物纪录片，还专注于为画家写传，迄今已出版了两部长篇非虚构的艺术家传记。

4年前，他撰写的艺术家传记《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颇受关注，4年后的今天，新一季书展开幕在即，他又有一部艺术家传记《河的对岸：画坛怪杰钱培琛的人生逆旅》新鲜出炉，这次他写的传主钱培琛，曾以轰动一时的国际“伪画案”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河的对岸》揭示了什么？带着种种悬念，我对传记作家丁曦林做了专访。

问：请问，为什么想到为“伪画大师”立传的？

答：这个人挺有意思，真的，敢于搅局大师作品，不是一般人敢为。过去我写色彩大师陈钧德（《激情不灭》主人公），是一个罕见的知识分子，非常清高，远离社交。这次写《河的对岸》，我是尝试走进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很挣扎的那一种。其实，“天价伪画案”只是一个引子，我深入“野生画家”钱培琛的内心，了解他的出生、成长、追求、迷惘，竟然了解到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包括艺术与市场的诡异关系，也包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先锋派画家的生存图景，以及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求学的艺术家的无奈和艰辛。归根结底，是这位老画家“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吸引了我。原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一个人，一个狂热追求绘画梦的画疯子，最终变成一个画艺奇幻的国际画坛“捣蛋鬼”，以自己极力排斥的角色扬名国际，又噩梦连连，喜剧也好，悲剧也罢，太让我好奇了。

问：你说钱培琛是“中国梵高”，他与梵高之间有哪些相像？

答：梵高，天下皆知，一个信徒般的画家，只为画画而生，他的生命、快乐都围绕着艺术这个太阳，一生都在疯魔地追逐绘画理想。就这种精神和气质而言，钱培琛与梵高非常相像，也是不折不扣的画疯子，整个心灵和情感都沉浸于绘画。尽管命运给他的童年、青年、中年、晚年都带来“意想不到”的曲折，也带给他选择其他生活道路的机会，譬如教书啊，经商啊，等等，但他最终还是逃不脱绘画的宿命，他别无选择，绘画裹挟着那么多孤独、悲苦和风暴，却是他的人生归宿。回归到画画的状态，他才感觉到“我是谁”。

问：你的艺术史知识如何掌握的？如何判断钱培琛的艺术水准？

答：说起来故事蛮长。我很小喜欢画画，念小学时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有一幅油画习作《江南造船厂》入选上海市少年儿童美术展。我对印象派、表现派、立体派等等为什么会形成，各自的成因和演绎，一直喜欢钻研，阅读多了，脑袋里自然有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我眼里的好画儿，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一是有相当的绘画技艺；二是有独特的个性语言；三是有真情实意，画得不“硬”。说到钱培琛，老先生有个特别之处，他的作品与学院派出身、为数庞大的中产画家不同，中产画家往往擅长玩绘画的“教养”和“机锋”，钱培琛呢，完全凭着对于绘画原生的信仰，和天赋的色彩直觉，不加修饰地去画，这也体现了梵高般的气息，色彩出自天性，笔触我行我素，画面洋溢着毫不妥协的十足“野性”。

问：难怪你在书里写到，钱先生的作品最打动你内心的，是犹如老虎狮子身上天然存在的荷尔蒙气息，腥膻浓烈，甚至比梵高更野。是这样吗？

答：他的作品，无论色彩、线条还是构图，的确非常自我，充满了野兽特有的浓烈腥膻。有的人可能不喜欢，或不习惯，但也有人理解并喜欢，觉得够劲儿。“野生画家”野成这样，在画坛是不多见的。

问：你24岁在《萌芽》发表了短篇小说《八匹马》，后来没有往小说创作方向走，却对画家的传记写作和一些老人纪录片拍摄情有独钟。其间有怎样的思考或探索？

答：嗯，写小说或写传记，算是“拔草”吧。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文学很热，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心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后来从事报刊工作，也是跟文字打交道，对文字是否具有“色彩感”是比较敏感的。当然，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的传记曾经深深打动我，我对他们传记的喜爱超过他们的小说。他们如何选择史实，采用怎样的叙事结构，语感如何，都让我着迷。但写作对我而言，真正的驱动力来自自己内心，情不自禁想写的意愿和意志。

问：《河的对岸》是您写的第二部传记。相比第一部三联书店出版的《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这一本写得顺利吗？写传记需要做哪些准备？

答：没有一本书是写得顺利的。写长篇多有煎熬，一点一点写，过程中很容易遇到意想不到的干扰，有时甚至不想写了。要说准备，顶顶重要的是心理准备，当你对某人或某个事件有了非写不可的欲望，才是最重要的。专业上的准备不那么复杂，包括写作对象的年表啊，主人公主要有哪些经历啊，先罗列个时间表，搭建一个框架。当然，发掘更多细节，深入进行考证，都是不可或缺的。

问：手机阅读时代，多数人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你怎么看？

答：多数人习惯手机终端阅读，不看纸媒，的确如此。但并不意味，图书就没人看了，图书依然有它的价值和魅力。其实，写书过程中我很少考虑（这个），写书是自我表达。写书不是为了“卖钱”，我也从来不去想能卖多少，会不会畅销，这些都无所谓！真的，不写会感觉活得不够好，感觉活得像头猪，这是谁也不愿意的（笑）。

问：有人说，你2015年辞去杂志社社长职位后，处于“晃荡”或“漂泊”状态，经常独自在咖啡馆看书写作（笑）。从媒体一线转身后你究竟追求什么？有过失落或后悔吗？

答：从（辞职）那天起，我活成另一个自己。谈不上失落，更无后悔。许多会议不用参加了，经营压力也没了，挺自在。散淡，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做想做的，譬如给一些八九十的老人拍摄“人生纪录片”，目前已策划拍摄了《吟风者》、《太阳的歌声》、《相守相依》、《玫瑰人生》等等，还会继续拍下去，拍纪录片好玩，不是拍快销品，而是拍出优雅细腻的质感，过几年翻出来也能再看看。我还写传记，策划画展，做些艺术投资，等等，等等，没有必须要做的事，只有不可辜负的自由，在“后职业”阶段能获得自由，是幸运的！

问：对于“活成另一个自我”，你能否再解释一下？

答：人突然少了许多约束，看问题角度不一样了，精神也更独立了。这个阶段，说自己相信的，写自己相信的，不是精神重生嘛，我是这样理解、这样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