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赖书法以流传，其审美思想直接影响了书法文化意蕴的形成。东汉是中国书法艺术渐趋自觉，完成隶书审美艺术转换的历史时期。《河峪颂》作为东汉晚期关陇道摩崖古隶的艺术典范，具有承前启后的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研究价值。同时，《河峪颂》对《西狭颂》等摩崖石刻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本文在探究《河峪颂》古隶审美趋尚的基础上，对其书刻情境和书法生成进行立体的剖析，以此发掘经学文化对书学思想和创作实迹的历史影响。

东汉 河峪颂

两汉经学对艺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论争，由文字而衍于书法，终于到汉末及魏晋，出现了书法的自觉时代。关陇道上的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虽处偏于一隅的陇上，但依然受传统经学的熏染，其成为古隶典范并非偶然。《河峪颂》发现三十年来，学界对其多是从考古、历史、文学等方面展开，而对于其书法艺术的本体语言进行细致分析，得出规律性的研究和论述还处于薄弱状态，即便有也是一带而过或者经验式的美学评价。现结合其书法情境综合考察，确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是研究汉字演进由篆而隶、由隶而楷嬗变发展中不可多得的实物遗迹。为探讨该摩崖石刻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本文从不同角度试以阐说，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经学与东汉碑刻隶书渊源

“经学”是注解经书的学问，涵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体系。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五经”为官方经典即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寄托了其政治思想，具有发微阐伸特征，其文本为汉初隶变后记录的文字，即当时通行的隶书。但当时又从民间发现了用先秦文字记录的古文经，后来又兴起了古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典为依据，重于述古、尊古和维护传统、正统，在学风上注重名物训诂和考证。所以，两汉虽然同重经学，但是学术风气不同。西汉多治今文经学，重在微言大义；东汉今文、古文经学并重，重在章句训诂。古文经学的发展带动了汉代文字学的兴盛，进而影响了书法理念和书风表达。东汉之际，古文经学兴起并逐渐获得主导地位，与今文经学发生多次论争。古、今文之争，自然带动了篆书和隶书之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里引用《经学历史》（皮锡瑞）中的观点说：“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书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

东汉 耿勋表 局部

古、今文经之争，是由二者经文内容存在差异，孰正孰谬，牵涉到古、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的问题。在篆书已不为世人所熟悉的时代，正确辨识篆书就成为汉代儒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古文字研究势在必行，而解释古文篆籀却又离不开今文隶书，这就是东汉和帝时许慎《说文解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说文解字》用小篆使文字规范，虽然从治经学的角度编著，但仍具官书性质，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工具。东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逐渐融合。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两汉今、古文经学为一体，其时加注的以隶书写定之经籍广泛流传。

隶变的时势仍然不可阻挡，古、今文之争又使篆隶得到了融合发展，到桓帝时期，基本上渐渐沉淀下来，形成了篆中有隶，隶中含篆，适于刊石立表的古隶书体。再则，东汉时期刊石立碑之风盛行，后期官定隶书确立典则，形成字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广艺舟双楫·分变》）的总体特征，受儒家“中和为美”审美理念影响，总体呈现出雍容典雅、浑厚从容和气象恢宏之貌。直到灵帝熹平年间，蔡邕等人奏请厘定文字，以标准八分隶书书刻儒家经典《熹平石经》，才达到了古、今文与古隶、今隶的握手言和。至此，文字已从经学家的桎梏中解脱，追寻艺术的天地，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出了新境界。“隶书几经嬗变最终发展为高贵的官方正体，其间经历了汉字与意识形态的磨合，与隶变中书体的磨合，与艺术审美的磨合，与两汉古、今文学术的磨合等，在各种此消彼长的撞击中、终于以成熟端庄的风致折服了一个时代。”

后世碑派书法的兴起以篆、隶为先导，其中隶书的创作以汉碑隶书为取法对象。沈曾植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古、今文经学之争，不但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亦助推了书学理论从文字理论中的析出。由此可见，经学对书法的影响，还表现在书学思想的催发与生成，进而推动了书法创作。

二 关陇道之东汉和平元年摩崖石刻《河峪颂》

关陇道开辟于西周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控扼关中、西出陇右的重要通道。关陇道由西向东，沿陕甘交界的陇坂逶迤而过。因途经陇坂，初名陇坂道。西汉建陇关后，改称关陇道。关陇道之恭门镇河峪关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其襟山带河，凭险坚守，雄踞陇山东侧要隘，扼控陕甘交通孔道。两汉之际为防卫诸羌要地和关陇道重要据点。汉武帝元鼎三年（前一一四），朝廷为确保关陇道畅通，在恭门镇河峪关始置驿马，史称“河峪关驿”。东汉以降，西羌叛服无常，为抗击胡羌对汉朝西境的侵扰，汉阳郡太守刘福（字伯寿）奉命率领民众整修关陇古道，为朝廷渡陇西征提供交通便利。东汉桓帝和平元年（一五〇），为纪念刘福的历史功勋，由汉阳郡郡吏赵億奉命负责，经吏民通力合作，在恭门镇河峪关东北山麓建造摩崖石刻，将刘福善政亲民的君子之德和施惠于民的显著政绩昭告后世。因石刻地处恭门镇河峪关，经专家论证依地而名《河峪颂》。《河峪颂》摩崖石刻劲健质朴，古意盎然，浑脱无拘，虽经两千年风雨而笔意魅力无穷，是关陇道乃至中国西北地区迄今所见较早的东汉摩崖石刻之一，是研究关陇道东汉历史政治及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载体。《河峪颂》由于地处关山深处，历代金石著述均阙遗不载，使其久不为人所识。民国方志、金石学家张维（字鸿汀）的《陇右金石录》虽收载甚夥，亦不见著录。

陇右地区在先秦时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两汉之际，中原动荡，不少士人避居关陇一带，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开封人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是《春秋》学大家。两汉之际，他西至天水，割据陇右的隗嚣曾向他虚心礼请。茂陵人杜林专治《古文尚书》，此时亦在天水。史学家班固的父亲班彪‘为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先避居天水，后因与隗嚣政见不合，又到了河西，给窦融出谋划策。这些经学大家在天水多年，推动了当地儒学的兴盛，培养出一批儒学人才。”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本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儒学大家，如成纪人韩顺，汉阳人任棠，上邽人姜歧等都名动西州，且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所以，汉阳郡西县人赵壹（约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卒于汉灵帝中平年间）在《非草书》中对本郡书家耽于草书的现象痛心疾首，发出“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的呼声并非偶然。深厚的经学背景，浓郁的古典情境，尚用的文艺观念，必然出现在当时来看具有传统意义的《河峪颂》。而那种篆隶结合，浑朴沉雄的古隶书体，不仅是德政颂辞的需要，也是社会时代的体现和反映。

三 《河峪颂》释辨

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刊于坐北朝南、略加修琢的石壁上。刻石整体略呈梯形，无界栏，残高约一百三十厘米，宽一百一十厘米左右，石刻主体距离地面约二百八十厘米。题额一繁体“汉”字，字径约十五厘米。正文内容依照常规碑刻由上而下、自右而左排列；字体为阴刻古隶体，字径约六厘米见方，凡十五行，每行残存五至十八字不等，存疑者十九字，脱落不辨者约七十字，可释读者计一百三十六字。由于崖面裸露，石质粗糙，中部、下部起壳脱落严重。因残损泐蚀，字迹多漫漶不清，致使铭文释读在学界存在很大分歧。同时流行的各类版本录文存在释文缺漏、臆增现象。笔者今参照多种版本考释，同时，结合《河峪颂》新拓本，释文断句如下：

和平元年歲庚寅□□□□□德∕

故漢陽太守，劉君諱福字伯壽，趙□□□□也。∕

其先漢景帝少子，封昂畢野，君□□□□浮□∕

令，幽州刺史部在者，濟民之□□

□□□寬仁∕

有慮深遠之羌，卓爾難迨，□□□

□□□遵，萌∕

忿瑕荒之不柔，數郡怨命□□□□

□□眾修，∕

乃睠西顧，命君守之，於是□□□

□□□□□∕

術懷遠人，歲豐積而有□□□□□

□□其後∕

吏民追思渥惠□□□□□□□□□

□□□∕

伊君德，深絕旅，卷□□□□□□

□執以懷遠，∕

合功實紀往古，勒銘□□□□□□

□□□進∕

□唯□□□□□□□□□□□□□

□主子∕

□□□□□□□□□□□□□□公素儉約∕

□□□□□□□□□□□□□□財費因邽∕

□□□□□□□□□□□□□隴趙億建造。

《河峪颂》文中的“汉阳”，郡县名，东汉时汉阳郡，属凉州辖境。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七四）由天水郡改置而来，郡治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境）。郡辖冀县、西县、上邽、陇县、略阳、阿阳等十三县。其辖县大部分为西汉旧置，未有变化，但亦有新置。“刘君讳福字伯寿”，刘福其人，史传不载。审读《河峪颂》残存文字，刘福为汉景帝少子刘舜后裔。先后出任“浮□令”（或为“浮阳令”，浮阳，秦置县，两汉沿置，东汉隶属冀州渤海郡）、幽州刺史僚属官，因为政宽仁，以德为尚，故迁任汉阳太守。然刘福任职汉阳太守一职史书遗载。史载公元一四五年至一五八年这十三年中，汉阳郡地震频仍，城池毁坏，疫病蔓延。汉阳郡虽为防卫诸羌、拱卫京畿之要地，但桓、灵以来，也与关陇道政治与军事地位骤然下降有关。“汉景帝少子”，西汉孝景帝刘启第十四子刘舜（前一五二——前一一三）。景帝中元“五年（前一四五）夏，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汉武帝元鼎四年（前一一三）刘舜去世，谥号献。“邽”，秦置邽县，汉因之，置上邽县，初属陇西郡，后属天水郡，故址在今甘肃天水，史称秦州治地。《清水县志》云：“桓王十四年，秦武公伐邽戎，取其人来，因名邽县，汉武帝始名清水，属天水郡。”“陇”，古县名，西汉置，凉州刺史部治所在。东汉时期，汉阳郡置陇县（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据《前汉·地理志》：“天水郡有陇县，陇县有大阪名陇坻。”《水经注》载：“秦水西迳降陇县故城南。”“赵億”，此人史料无载。然延熹二年（一五九）《甘谷汉简》末简记曰：“延熹二年（一五九）四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汉阳太守济、长史億，下冀中西部督邮曹掾术亮、史叙、属县令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各实所部，正处。书到言，如诏书律令。”《甘谷汉简》相去《河峪颂》时仅八年。简文中之“长史億”与《河峪颂》建造者“陇赵億”若为同一人，则《河峪颂》的建造当在其郡吏职责之内。但无姓氏记载，存疑待考。

四 《河峪颂》的古隶趋尚发微

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以雄浑的气势和质朴的风致为基本美学风格，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创作审美体系。《河峪颂》刊于东汉桓帝时期，正是隶书艺术大发展时期。其字法简古严正，无明显波挑，隶属摩崖体古隶。古隶是介于小篆和分隶之间的字体，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在大篆后期开始出现，是大篆内部长期演变的结果。古隶笔画简质少装饰性，方笔横势，行笔简疾，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河峪颂》继承了古隶的率意性与篆书的简洁性用笔，其书风庄伟淳厚而线条沉稳，是东汉各种不同隶书风格的综合体现，更是汉代经学文化背景下的时代产物。

其一，东汉中后期，汉字隶变在碑刻书法范畴中达到足够成熟。此时摩崖体“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在凿刻过程中并不被强调，从而使汉代刻石中的隶书表现出更多的篆书结构与笔意特征，总体上也更具有朴茂生拙、雄强大度的气象。”《河峪颂》正是这种书风的代表。其字形朴茂厚重，以匀齐方整为主；线条圆润秀美以圆笔为主，方笔较少；长笔多带篆意，短笔略带楷意，波磔质朴不显；笔势仍然保留内敛迟缓的篆书笔意，以篆为用，以隶为体，兼有“楷变”趋向；结体保留性地融入了篆体圆通古劲的韵致，而且显露出稳健方正的楷书造型。篆法隶型楷意相参并存、谐和相生，正是缘于隶中有篆、隶中见楷的特色，使其书体呈现出势方意圆、雄强疏宕的美学特征。

东汉 西狭颂 局部

《河峪颂》书法雄古壮美，庄严浑穆，涵纳篆书结体遗意，与东汉同期中原地区诸如《乙瑛碑》《礼器碑》等波磔分明的碑刻书风大相径庭，与“汉三颂”摩崖石刻亦大为不同；（见表一）《石门颂》（一四八）比《河峪颂》略早，风格圆劲宽博，舒展放逸；《西狭颂》（一七一）比《河峪颂》晚二十一年，风格古拙细密，圆中带方。但是《河峪颂》题额之“汉”字，用笔圆劲高古、清奇散朗，与《石门颂》《西狭颂》书风极为近似。可知，东汉末年的隶书体系中，既存在着波挑笔画突出的典型隶书，还存在着与它并行发展成序列的无波挑隶书。

其二，地域文化虽然保守，但有优良文化传承。两汉之际，中原动荡，不少士人避居陇右，使关陇道的经学得到发展，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家。东汉末年，正统经学濒临瓦解。汉阳郡西县人赵壹痛心疾首虽难济于世，但对本郡书家的草书“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非草书》）的批判，严格遵循、体现着儒家的文教观和“文质彬彬”的审美理念，与其政教德化的尚用文艺观是相合的，具有对儒家文化与古典美学的尊崇倾向。华峤《后汉书》载：“赵壹，字元淑。汉阳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嬴姓，赵氏。”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摒”。又“亦屡获罪，几致于死”。汉灵帝建宁元年（一六八）、光和元年（一七八）赵壹曾两次赴京上计簿，名动京师。赵壹籍贯、生活、任职与《河峪颂》摩崖石刻所在地皆为东汉汉阳郡。史载，赵壹晚年终老于家。以赵壹其时在天下的名望，不仅会影响刘福，而且自然当影响《河峪颂》之撰文、书丹者。

其三，东汉后期，文字摆脱其实用功能而成为一种审美价值载体，而又不失其社会功用。此时，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书学体系初步形成，使书法的艺术性表现在理论思想的指导下逐渐提升。加之“东汉道家思想盛行，情感在文人意识中逐渐成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内容，书法亦逐渐成为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情感的方式之一”。《河峪颂》用笔布势十分匀整，气势古朴敛静，在方劲瑰丽中有清润放纵之神气。但是，并没有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当中流入匠气，也没有脱离隶书的实用立场，而是在两者缝隙之间因为书写者的个性微显而呈现另一种特质，即文字秩序的稳定与文字形态的丰富，甚至文字内涵的彰显，维持了字形的规范庄严、和谐静穆。整体审读《河峪颂》文风朴实简洁，用词贴切，与两汉“表”“颂”辞藻华彩的文体风格反差极大。无论是简练朴素的文辞，还是对古隶体格的传承、个体审美的追求及石刻整体的安排经营等，与赵壹《非草书》尊崇书写正道的书法风尚相吻合，更与蔡邕《篆势》意志相呼应，真正体现了对汉代正统学术的忠实维护与坚守。

总之，《河峪颂》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东汉之际，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篆体古文字的“古文经”和隶书抄成的“今文经”，虽至终汉之际达到相融，但也不可能趋于一致。反映在由文字而生发的书法上，恰恰提供了篆隶相间，多元并呈发展的空间。《河峪颂》书体篆隶兼融，正是古文经学情境下诞生的古隶典范。

五 《河峪颂》与《西狭颂》诸石刻的关系

汉阳郡和武都郡接壤，由关陇道和陇蜀道连接贯通，两郡属同一个文化圈，都有崇尚经学的传统。如大经学家、曾任过武都太守的马融（七九——一六六）就在下辨（今甘肃成县）设帐授徒，对陇上的经学传播影响甚大。作为秦文化辐射区以及陇右文化的一个历史见证，《河峪颂》摩崖石刻不是孤立存在的。东汉时期，关陇道和陇蜀道作为朝廷的交通命脉，朝廷和地方曾组织民众大规模地整修此道，并在陇上遗存了大量修道建关的“颂政”摩崖石刻及碑记。（见表二）

总体审视，在关陇道这个较为传统和保守的文化圈内，书风呈渐变趋势。《河峪颂》独为古隶，稍兼分隶、甚至楷书的笔画。方笔太多，易于结板，故参以篆势，使其古雅；或加入楷法，求于灵动。正好印证了刘熙载《艺概》所谓：“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从时间和地域联系上看，《河峪颂》对关陇道东汉诸摩崖石刻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同时，对其书风的形成亦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河峪颂》和《西狭颂》的比较中，更能看出他们的密切联系。《河峪颂》与《西狭颂》诸石刻地缘相近，均就地选石、摩崖刻成；皆为记述交通改造、歌功颂德之作，刊刻自然简率，平实朴茂。经学为导，书刻为用，书风互动的情形必然存在。这种现象，在中国书法史和甘肃古代艺术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和书学研究价值。

社会功用和书写心态影响了表现手段，某种形式将会成为社会普遍模仿的对象，从而固定为书写模式。石刻之书丹与书法、刻工与刻石这些在当时依附于太学、公文、礼俗、丧葬等文化之上的东西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河峪颂》与《西狭颂》书法风格有相近者，有各异其趣者。《西狭颂》字形修峻饱满，结构宽博。《河峪颂》笔致挺健凝重，寓圆于方，线条凝劲，其中“阳”“讳”“伯”“君”“民”等字写法与《西狭颂》神似。然《西狭颂》弧线的运用较《河峪颂》多，除书写者个性差异外，不难排除刻工人为因素影响；前者为大字，刻凿时弧线的处理较小字好控制，而后者字径除题额较大外，主体铭文字径较小，刻凿时为方便起见，故将一些不易使转的弧线处理成斜线。前者行距紧凑，后者行距时宽时窄，游刃有余；前者强调字内空间的张力，整体章法浑然一体，书写性发挥极强，显得精神焕发。后者略强调文字左右的横势，加之常年风化严重，显得斑驳陆离。（见表三）

东汉 郙阁颂

关陇道由于地域位置的重要，使经济、文化的交流更为便捷和频繁，各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必然。同时，社会普遍的人口流动促使文化自觉地走向大同。尽管像关陇道恭门镇河峪关如此的偏远之地，也因时代的发展而与外界相互联系并自觉影响。《西狭颂》《郙阁颂》的颂主李翕是汉阳阿阳人，故《河峪颂》在李翕故里。《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载：“武都近天水，俗颇近也。”汉阳、武都两郡紧密相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频繁。刘福宽仁济民的为政之道同样影响着李翕的吏治追求。《河峪颂》摩崖石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横空出世。综合多种契合因素，《河峪颂》对《西狭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东汉 郙阁颂 局部

经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流，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十分微妙而复杂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给书法艺术带来诗意的精神内涵。经学时代结束了，但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书家的文化修为不同于学者的治学、经学家的治经。知识是外在的可以量化的“知道”，文化的修为才是书法艺术“技进乎道”的必由之路。东汉末年处于隶书转向楷书的发展阶段，但字形中仍保留了篆书和隶书的艺术特点。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为德政颂辞，古隶书体，尚存篆书遗意和隶书特征，具有雄强朴茂、气象静穆的艺术特点，从用笔、空间布局和审美感受上又呈现出楷书特征。因历史久远，《河峪颂》个别刻字已经剥落，在书法文献学的研究上是一个重大缺憾，如果能够对剥落之处做以补遗，将会对研究《河峪颂》摩崖石刻产生重要的影响。东汉摩崖石刻《河峪颂》发现较晚，由于学界的厚古薄今，使其经典性受到难以避免的冲击。但是理性审视，《河峪颂》在风格上表现出来的多样化，足可称汉隶经典，为后世隶书临习和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作为东汉晚期由古隶向八分过渡的实物佐证，其自身书风特色鲜明，对丰富中国书法史意义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代审美知识范型及博古观念的转变，《河峪颂》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定会实现由“发现”到“再发现”的历史转变。

​（本文作者杨清汀供职于甘肃省天水市文联，窦永锋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节选自《荣宝斋》2018-09 总第1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