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政事纷乱，武人弄权多务实际，打破了礼教的束缚，文艺思想随之解放，大兴清谈之风。文化艺术不再依附于权势，而是自觉地探寻真理与出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成为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物画在“魏晋风度”的影响下，由两汉时注重对于外形的塑造转变为强调对神韵的把握，“以形写神”说应运而生。

“佛画之祖”曹不兴的人物画笔法精细，写实技艺高超，有“误点成蝇”的传说。后人卫协师法曹不兴，所作道释人物虽线条细如蛛网但刚劲有力，谢赫在《古画品录》评价“六法之中，殆为兼善”“陵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的画作虽然还没有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却已超越了前人，开始摆脱汉代以来的重外形和动态的传统，而注重对人物神情的刻画。东晋戴逵不单善人物绘画还善雕塑，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故评价道：“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

【东晋】顾恺之 女史箴图（局部）

顾恺之是我国最早的文人画家，有“画绝”“文绝”“痴绝”之称。他画人物最注重对神态的把握，尤其是对眼睛的刻画，有“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之说。此外，还特别注意借助细节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如裴楷“颊上三毛”的传说，足见其非常善于捕捉人物特征。顾恺之以魏晋名士为原型创作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首次将文人审美趣味带入宗教人物画中。从现存唐宋摹本《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来看，其作品画面构思精巧，人物形象细致入微，衣纹垂感生动逼真，线条紧凑绵韧、圆润舒缓。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迁想妙得”“传神阿堵”等艺术主张，奠定了“形神兼备”的理论基础，为人物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人物塑造不再满足于对外在形象的逼真刻画，而是转向对人物内在精神的展现，将人物画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南京西善桥 东晋墓室壁画《七贤画像砖》

从魏晋时期出土的墓室壁画来看，人物画的整体表现手法尚未完全摆脱汉代的影响。但是，通过南京西善桥东晋墓室壁画《七贤画像砖》以及马鞍山东吴朱然墓人物漆画，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人物画带有了一定的时代特征：作品中人物形象、生动，衣纹线条圆润、婉转；画家试图借助面部表情表现人物情感；构图一反汉代呆板的对称法则，开始注意人物间的呼应关系；出现了丰富的背景，创作水平显著提高。

概括地讲，魏晋时期的人物画尚处于由两汉向南北朝的过渡阶段，汉画影响依旧明显。虽题材广泛，但仍以历史、宗教为主，带有很强的叙事性。人物尚未完全脱离“形”的束缚，但在“以形写神”的理论指导下，已达到“形具而神生”的程度。人物比例趋于合理，但对五官和手部的刻画有限，在描绘相同或相近形象时依然略带程式化倾向，如面部弧线的形状及运笔的顺序趋于相同，削弱了个性。少数画家开始尝试探索个性化的表现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人物开始与环境相对应，设色更加丰富，但表现仍略显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