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军伟的抽象作品予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把解决自身方法论的问题与今天中国抽象艺术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即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论让抽象艺术既表现个人的独特性与情绪的厚度，又用抽象艺术的理性来探索艺术家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廖军伟有着个人独特的尝试。

廖军伟 栉2018（十）140cmx160cm

　　廖军伟的创作思路与方法的变化，事实上也暗合着抽象艺术的发展史，而不是那种凭空而来的对于抽象的形式的简单模仿。

廖军伟 栉2019（十四）300cmx200cm

　　廖军伟早期的写生、抒情、叙事性的作品是描绘现实的客观世界，抽象艺术虽然在形式上与叙事性、具象的作品不一样，但是核心依然是建立在理性地阐释客观世界之上。但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叙事与具象艺术是在仿造已存在的事物，而抽象艺术则是在探索不可见之处，无论那个“不可见”是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还是个人内心的隐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廖军伟从具象、抒情、叙事走向抽象，其实经过艰难的心理与观念的转化过程。如果说早期的作品是个人情感的流露，近期的抽象则是借个人感受来表达自身对于超验与崇高的体验，以及对于现实世界的焦虑与关怀。这种个人的创作方法论的转变，事实上与从具象到抽象的艺术史发展历程不谋而合。

廖军伟 栉2019（十六）140cmx160cm

　　现代主义之后，艺术与宗教、自然崇拜、集体主义渐行渐远，越来越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注个人内心与自我体验。但是廖军伟的作品并没有局限于个人世界之内，虽然有的抽象作品需要强烈的情绪化，并是廖军伟没有局限于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指向更为崇高的历史感与宏大叙事。

廖军伟 栉2018（二十一）150cmx200cm

　　我们可以从廖军伟的抽象作品中看到那些沉寂的刷痕、大块的斑斓、对立又和谐的色彩，显示出的都是一种沉稳、淡定的气质，显示出作品的主体性非常稳定。她的抽象作品不是那种强烈的撕裂、对抗、交错，也没有太多的迷惘与纠结，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稳定的操控力与秩序感。这可能来自于艺术家经过长期艰涩的内心思考与精神探索之后，已经不再局限于在作品中表达琐碎、纷扰的个人情感，而是指向更高远的境界。当艺术家用自身来衡量历史的高度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沉寂又丰厚、斑斓又淡远的主体性强烈的画面。

廖军伟 栉2019（十五）140cmx160cm

廖军伟 栉2018（四）150cmx200cm

廖军伟 栉2019（十八）140cmx160cm

廖军伟 栉2019（十二）150cmx200cm

　　在个人创作的方法论之外，每一个清醒的艺术家都无法摆脱建立自己文化身份的问题，即如何定位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每个艺术流派或者个人都要选择如何面对时代，有的艺术家站在时代的对立面，意图通过艺术创作掀起的文化潮流来对抗当时的意识形态，比如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有的艺术家迎合时代的主流，比如二战期间兴起的纽约画派就是在重建中产阶级的文化身份与意识形态。对于廖军伟来说，她同样是在探索与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个人她会关心环境问题、性别歧视、食品、文化传承、生存压力、社会脆弱度、弱势群体等现实问题。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试图在混乱与脆弱当中寻找到一种理性、和谐、兼容的解决方法，这些既塑造了廖军伟的文化身份，也构成了其抽象作品的精神内核。

廖军伟 栉2019（十三）150cmx200cm

廖军伟 栉2019（十九）150cmx200cm

　　抽象主义是理性逻辑的象征，也是现代思维的衍生物，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感性思维大相径庭，当廖军伟放弃早期的唯美、批判、感性的审美诉求，开始尝试用抽象主义所代表的现代理性精神，用自身的艺术语言结合艺术家的东方文化身份，做出价值判断与审美探索的时候，就意味着她与许多徒有其表的“抽象艺术”不同，廖军伟的作品并没有单纯追求视网膜的愉悦，也不仅仅是追求形式感的“颜料崇拜”。在超越了颜料的信仰之后，廖军伟尝试在中国传统的叙事表现的方法中，建立起抽象主义所代表的理性思考，尝试让自己的抽象艺术不再是西方抽象既有的系统中的一个补充的样本，而是表现出其个人性与独立性。

廖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