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伯伦说：“诗是迷醉心灵的智慧”。写诗往往和神性结合起来，古今中外西方东方的诗人们总是带有星点的神性光辉和完全的叛逆。诗和画互相的纠缠不清更是这个星球上最让人类着迷的一种方式。

　　在东方，诗和画的结合催生出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词：诗情画意；中国画将“诗书画印”作为艺术的最高形式。而西方的爱伦.坡却让他的《乌鸦》仰仗古希腊雅典娜的智慧，说出了“永不复还”的真相——开启了充满商业可能的象征派，一众以之为灵感源泉的作品成为后世的艺术精品，例如史蒂芬金的小说《迷雾》，希区柯克1963年的电影《群鸟》等等。诗与艺术，商品与服务，风马牛不相及的门类从爱伦坡这里得到养分，开始融合，于是在我们熟悉的领域演绎出完全陌生的情境。

　　徐福厚用他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演绎出：即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位理性思考的画家的双重人格，他的作品很难定义是古典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一样，他的诗文和画作每一个阶段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用任何定义式的语言来描述他的作品似乎都有些轻佻和不足，所以他的作品有一种无尽的可能性。

　　近期的作品有一种内在冲突的吸引力。在古典和后现代之间，严肃与荒诞之间，浪漫与现实之间，清晰与玄学之间游走，这就形成了一种剧情一般的联想，勾起了观众对于诗和画的双重兴趣。他的诗重点不在韵律，而在出尘，这是一种距离感，近在身边远在天边的距离感，但又有一种时间与空间的亲近感。这是一种历经精妙的构思和生活凝练之后的随性和散漫。

　　他的最新的绘画作品，弥漫着溃散与重构，这种看似后现代的荒诞中却有着自己的叙事和严谨的逻辑。当观众在他的这些纸本画作前，或许不能明确的看出来画的是什么，但却能让人复兴出内心的欲望，虽然这样的欲望无关画家，甚至无关第三人，但也不由得让人心生好感。

　　徐福厚的作品从来不会给人过度的失控感，亦如他的诗歌，不极致，不装腔作势，不归类，也不样式主义。他的墨迹在纸面肆意纵横，他的诗句则在人间烟火中拼贴蒙太奇的幻境。

　　画作的线条干净利落，人物塑造神大于形，用色量感轻，晕染和层叠，有种二次元撞车现实社会的荒诞感，还带了点隐约的批判或调侃。

　　这个时候分析笔法、墨法、技巧、光线似乎都意犹未尽，我们看到的就是融合的恰到好处的作品。它能走进你的内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触手可及的精神内里。

　　对于这个时代已经被过多的图像、信息侵占的人们，如何使自己的图式拥有自己的立场和特征成为一个艰难的命题。徐福厚最新的以《致敬—复述》为系列的《致歌德》、《百年孤独》、《三吏三别》等大型作品，以东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名著为载体，表达了他对在现代性面前，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的思考。他用绘画方式构建了一个个与经典名著并列或者平行的绘画解读。他没有用绘画去图解名著。他借助了名著，去演绎了自己对人类在悲剧命运面前的豪迈和庄严，并完成了自己独立的绘画语言建设。

　　看徐福厚的作品，就像看到一个摇滚乐手低吟着重金属的腔调，当你以为会听到一段吉他的SOLO时，却是莫扎特的月光奏鸣曲被迷笛编到了摇滚乐当中。我想徐福厚会说：现在的观众什么没见过，没听过！所以徐福厚的作品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不同的解读，无关乎艺术素养，无关乎审美，作品就是能吸引到不同的人群，这是一种独特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