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认识到，像“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样的国展不同于一般的美术展览，不但是因其规模大，涉及的艺术家数量多，需要通过评选才能入展，更在于其策展理念也与其他展览有着明显区别，参展作品的整体风貌应有着明显的辨识度。

近些年来，除了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之外，还有不少由中国美协或中国书协主办的美术、书法展览，可以将它们视为“全国美展”或“全国书展”的初级版，但这些同类展览却大同小异，辨识度并不高。国展所展出的绘画作品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题材丰富多样，尺寸大到需要人们仰视；人物画多为群像或者大合影那种，试图以人多势众吸引人们的眼球；花鸟画与山水画细密之风盛行，一枝一叶的描绘不厌其烦；基本都是密集的满构图，普遍注重作品的形式感，看似关注现实生活，却在立意上又较肤浅。由此形成的国展辨识度一旦被固化成一种不变的模式，一方面会有可能遮蔽艺术家本身的艺术风格与个性，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国展作品的数量多了，随之而来的是同质化的作品多了，个性化富有创意的元素少了，单件作品的辨识度普遍不高，观众在看展时会因为似曾相识而产生审美疲劳，这些作品也难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一些风格明显的作者，为了上国展会用心去揣摩入选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国展模式在这些画家那里已根深蒂固，影响着他们的创作观念与表现方法。这就导致一些画家的创作如贾平凹所言：“我见过一些画家，只画两种画，一是商品画，一是参加美展的画。商品画很草率，不停地重复，而参加美展的又是特大的画幅，又都去迎合政治和潮流。”其实，美术家在力争入选的心态下进行创作，本身就是个问题。

言及艺术家作品的辨识度，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人风格的不同，这种辨识度还体现在题材的选择、手法的运用、理念的差异、视角的不同等多个层面，应该是区别于他人的一种个体差异性，既反映出艺术家的创新能力，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追求。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独到的风格固然能够提高其作品的辨识度，但一旦将其固化，也有可能成为束缚其创作的障碍，并不见得是件好事。

具体到“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展”，纵观其作品，仍旧没有能够在所谓的“国展模式”下有大的突破，辨识度明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还属少数，题材、手法等方面的同质化现象仍然存在。不少作者还是希望以画面复杂取胜，但这样的复杂，因为主体与重点不够突出，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在观赏一幅画时，是不太可能一下子记住几十甚至上百个人物形象的，由于主体不够突出，结果留给观众的印象也基本上是一片混沌。事实上，那些视角独特，与人们认知息息相关的作品更能引起观众的驻足关注。比如同样是反映时代生活，《尖峰食刻》的视角就比较独特；同样是花鸟画，《珍禽图》体现了一种环保意识，《芳华》则在朴实中见雅致；同样是表现历史人物，《梁思成与林徽因》就更能给人以亲切感，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品位；同样是现实题材，《对话》在选题和表现手法方面也别具一格……可惜此类作品只是少数。

要看完这次的“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展”所有作品，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不用说仔细研究每一幅作品。想想评委们要面对比这更多的作品，在其中再评出参展作品，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参展作品缺少辨识度，固然与国展评选的导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作者本身，他们在重视揣摩评委口味的同时，忽视了自己个性化的独特体验，对主题的表现与理解也缺少深度。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那是因为那个“你”与众不同，并且“我”被打动了。艺术作品要提高辨识度，打动人心，就需要艺术家能够不断深入生活，积极实践，勇于创新。其实，国展模式的形成也并非坏事，关键这种模式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不断更新与发展，能包容和体现不同艺术家多样的风格与追求，在遵循艺术创作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和时代同发展，与人民共呼吸。